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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教育 　　[摘 要]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员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因如此，中央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对党员教育高度重视。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队伍的扩大和党员成分的变化，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大幅下降，从事革命斗争的能力也急待提高。为了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革命斗争能力，中央革命根据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党员教育，并在办学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正规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党员教育体系，为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 中央革命根据地 党员教育 正规化 　　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先后成立和中共临时中央的迁入，更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茁壮成长，主要得益于广大党员的努力奋斗。为了更有效地壮大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一直注重党员的教育工作，并针对根据地党建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党员教育。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员教育的必要性 　　1929年1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帷幕。在此之前，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已经在当地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红四军进入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游击之时，党建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的江西和福建两省却面临着农民成分在党员总数中比例不断上升的严峻挑战。1928年7月时，（江西）“全省组织统计的比较中，农民成分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工人的成分还不到百分之十”[1]P6。而到1928年10月，福建省的党员成分比例中，“农民竟占百分之九十二，工人仅占百分之五”[2]P473。即使在工人成分较高的红四军党组织中，“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党员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3]P74。在为数不多的工人党员中，产业工人也只是少数。以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城市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吉安为例，工人党员绝大多数从事炭业、米业、码头搬运、烟业、理发、染织、香业、袜业、把斟和厨业等行业，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闽西地区也同样如此，在出席中共闽西二大的代表中，名义上工人成分占25.4%，但产业工人成分竟然只有区区的1.4%。而雇佣劳动者占10%、独立劳动者占14%，是工人代表中的大多数。[1]P267工人成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在比重上显然已居劣势，而农民党员所占比例迅速攀升并跃居首位。 　　随着工人党员比例的持续下降和农民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党内开始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基础之上。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坚定性、彻底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其它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所没有的。与工人阶级不同，农民阶级则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不愿意离开土地，封闭保守又没有合作精神，欠缺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共产党既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本身组织应严密，党员多要是能奋斗的有纪律的，稍有不服从纪律及消极的，应不惜地处罚”[2]P5，但以农民党员为主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江西党组织内部，“党的质量还是没有改变，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还在逐渐生长”[2]P535，“农民意识笼罩一切，在下级组织农民意识确实有相当基础，一些行动如白沙、水南、永丰等处的武装分散防守，以致红黄会猖獗异常，不能以严重的打击或消灭，经济的不集中，地方界限，如吉安西区的排外风潮，这些完全是农民意思的露骨表现”[1]P327-328。“福建的党，在数量上已经充分的农民化了，在党的工作上尤其带有很浓厚的农民落后的意识”[2]P473。其中以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工作最为突出，“斗争一起来到处党务便无形停顿，一个会都没有开，一切事项没有讨论没有分工，只凭几个人英雄式的各干各事，弄得他们非常忙迫”，“凡事分□□不问一切事情，都没计划，任其自然发展，错了也没有法子挽救”[1]P165-166，“目前党内农民成分太多，分子复杂，农民意识支配了一切”，“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封建思想、家庭观念、享乐主义、金钱主义、不拿枪等现象无奇不有”[2]P582。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越来越薄弱，严重影响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党的组织工作。江西党组织“所原有的主要缺点现在都还没有消灭，并都还非常严重，比如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党与群众的脱离，支部生活的缺乏，地方党部的不健全，政治水平线的低微，干部分子停顿在知识分子上”，“这些主要的基本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