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与西安事变.docVIP

苏联与西安事变 　　在以往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人们总以为苏联与西安事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 　　蒋介石西安之行由“和”到“剿”的转变 　　从1935年底起，蒋介石主动派人在莫斯科试探国共谈判的可能性。当时蒋介石以为，长征中的红军已经不足为患，“安内”基本完成，政策的重心开始倾向“攘外”。如果不乘胜抓住机会同中共和谈，就不能指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攘外”不可缺少的援助与支持。 　　对于这段历史，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的“准备抗战招抚共党”一章里有比较明确的回忆：“早在抗战以前，他（蒋介石）就要我做两件工作：第一，要我和中共交涉，万一中日战争爆发，中共应及时发表宣言，共同抗日。第二，要我和苏俄交涉一旦中日战争掀起，中苏两国要站在同一战线。”这一回忆表明，国共谈判是蒋介石为争取苏联支持以应对中日矛盾日益激化的战略抉择，“招抚”两字虽然居高临下，却也突显出当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基本战略已经以“和”为主。如果蒋介石始终坚持这项政策，西安事变显然就无从谈起。 　　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谈判代表张子华从西安发的电报：“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是：（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同国军；（三）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为了配合谈判进程，毛泽东迅速于10月15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表示“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同一天，叶剑英从西安致电毛泽东：“蒋明日到此。”10月1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一起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之势??????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交涉。”毛泽东广为告知的电报显然认为和谈可能成功在即，因为已经到了双方最高级别的会面，因此欢欣鼓舞之情也溢于言表。 　　但是，蒋介石突然推迟了原定10月16日到西安的行程。毛泽东在18日致朱德等将领的电报中开始略显担心：“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可见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蒋介石已经变脸，但对胡宗南又开始加强进攻已经隐隐有所不安。于是毛泽东又专门致信胡宗南，表示双方宜“弃嫌修好”，还“请专函缮送胡宗南，并即印刷多份向各军发送。”毛泽东显然还以为胡宗南的行动只是其个人行为，因此写信做其工作。20日，叶剑英急电毛泽东：“蒋介石令胡宗南急进”。“从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地区。” 　　完成对红军进攻的新布置，蒋介石于10月22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2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蒋的确实企图查明即告。”26日又同朱德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提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毛泽东虽然感觉形势发展不妙，却依然心存希望，为和平谈判做最后的努力。10月2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蒋介石的西安之行完成了由“和”到“剿”的转变，国共和谈功亏一篑。 　　苏联对中共红军的出卖 　　以蒋介石10月16日突然推迟赴西安为界，和谈就此变为进攻。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使得蒋介石的政策出现了180度的转折？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出了惊天秘密。据《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披露：1936年10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文字已逐渐形成。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中这样表述：在一次讨论中，困乏的苏联驻华大使、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惊奇地瞪大眼睛，以为听错了。可鲍格莫洛夫还在喋喋不休地说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鲍格莫洛夫漫不经心地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陈立夫张着嘴，半天没动窝。他不知道鲍格莫洛夫的此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事后，陈立夫赶紧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汇报，蒋介石也愣住了，连连追问“；谈判中你们喝酒了没有？” 　　“没有。”陈立夫回答。 　　“这个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翻译有无错误，是否口译错了？”蒋介石一连串地追问。 　　陈立夫说：“我找两个翻译仔细核对过，没有任何差错，况且鲍格莫洛夫也懂不少汉语，他还是半个中国通呢。” 　　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你能准确地说，他说的是真的吗？”陈立夫肯定地说道：“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在谈判过程中，精力始终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认真的。”陈立夫眯起眼努力回忆道：“在谈判时，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