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制度化、合法性、权力、身份：从五个视角分析会党组织.docVIP

资源、制度化、合法性、权力、身份：从五个视角分析会党组织 　　摘 要：会党组织兴起于清代。会党中有的具有政治色彩，有的单纯出于经济目的。本文不欲考证会党起源之种种“神话”，侧重从组织理论来考察会党的实际形态。本文对会党组织的定位为发展完备的、自主支配部分社会价值资源的组织系统。清代至民国，封建小农经济效率下降，逐渐瓦解，是会党组织兴起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会党组织在对环境的应对中，不断完善处理自身与官府、缙绅、地主、商人等群体的关系。相对于主流文化与价值观，会党组织建构自己的文化并建构了自身的身份。在制度的扩散中，会党组织保持了一致性，进一步加强了组织系统的力量。 　　关键词：会党组织；制度环境；制度三大要素；组织建构与发展；会党组织权力；会党组织的合法性；会众的身份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3-0041-04 　　清代秘密社会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秘密教门都有前朝渊源，秘密会党则是在清代成型并发展起来的。会党名目繁多，最成熟最完备的天地会（洪门）即属于这一系统的会党组织。而青帮与哥老会，有说两组织皆源于洪门，也有将其作为独立的组织系统加以考察。会党中有的具有政治色彩，有的单纯出于经济目的。本文不欲考证会党起源之种种“神话”，侧重从组织理论来考察会党的实际形态。本文对会党组织的定位为发展完备的、自主支配部分社会价值资源的组织系统。本文着眼在于封建社会解体阶段会党组织独立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其相当长时段内“非法”的性质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 　　一、 “环境―组织”框架下会党组织的环境分析 　　组织是嵌入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是一个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系统。组织的环境是个综合性概念，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共同全面的诠释这个问题。“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环境是由相互有差别的利益团体（组织）所构成的，它们会对组织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新制度主义把环境看作是由观念、文化、信仰、制度构成的综合体。”[1] 　　会党的前身是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形式，随着清代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逐步发展成完备的组织体系。 　　根据组织场域这个中观层次概念，与会党组织的发展有关系其他组织（利益集团）可以梳理为：官府、缙绅、地主、商人。 　　对有着缙绅集团，会党基本是将其列为反对面的。 　　对于官府，首先会党组织是采取避让的策略。 　　帮会抢夺地盘，通常也控制了该地盘上的商业营业权。 　　辛亥革命后，会党组织的环境有了变化。“就红帮言，曾经鲜明的‘反清复明’口号不复再提；而对本来就缺失政治目标的青帮来说，现在更在乎‘实惠’”，“由于商业社会的熏染，帮会的繁文缛节被删除或简约，仪式几成象征；帮规对会众的约束力正在淡出”。[2]青帮在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国民党统治至日寇入侵以前，发展到了社会的中上层。[3] 　　而基层政权的松散甚至瘫痪，民国时地主豪绅大量参加会党组织，通常还发展武装势力。在民国年间，时常出现帮会和教门的头目实际控制着村庄的情况。[4] 　　二、 从制度三大要素及其传递机制分析组织的建构和发展 　　制度的含义包括了三大要素：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这些要素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5]规制性要素，如规则、监督、奖惩，都强调制度会制约和调节行为；规范性基础要素侧重于制度中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的维度，包括价值观和规范（道德情感）两方面内容；文化-认知性基础要素视文化不仅是主观的信念，也是客观的外在于个体的符号系统，而行为模式、角色、共同意义都是文化―认知性概念所强调的。[6] 　　会党组织的兴起与壮大正是充分运用了制度的建构作用与制度的三个要素。 　　秘密会党的前身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在清初经常被用来从事反清活动。有一种说法是天地会之成立乃是明朝遗老为反清而创立，此种传说影响甚广。但也有不同的意见。秦宝琦则认为天地会创始于乾隆中期，并且“反清复明”这个口号并非天地会初创时就有，而是逐步明确，到嘉庆以后才提出的。[7]乾隆中叶后社会商业资本畸形发展，贩运贸易特别发达，尤其在广东、福建、江西等省；而水路交通线即是天地会最活跃的地方。初期天地会之主流是一批“肩挑负贩”的劳动者。[8]此间争议本文不做进一步分析。然而从天地会系统的会党组织之实际运作中，似不能将其简约为持经济意图的互助组织。洪门规矩中明示入会者不得贪财爱宝。与秘密教门中有权人物榨取信徒财富不同，不少会党组织的首领都有仗义疏财的作风；会党明令不得滥用会中经费，不得侵夺会中兄弟钱财。[9]举天津混混儿与包头“梁山”为例，这是不带政治色彩的纯经济意图的帮会组织。天津混混儿，有组织却没有“结党”。他们依恃体力，抢夺了一些较为固定的生财门道：开赌局、抄手拿佣、鱼锅伙、把持粮栈、开脚行、摆渡、口上的、拦河取税、立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