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理性--以公司法定资本制改革为例.pdfVIP

浅谈中国(上海)A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理性 ——以公司法定资本制改革为例 马俊彦+ 摘要：严格的公司法定资本制度是理论与现实错位后的产物，在商事实践中的积极作用日渐式微 并已高度形骸化，因而改革具有价值理性。同时，改革在工具理性路径上，摆脱--j-传统建构理性的路径依 赖，借鉴了国内外资本制度改革的有益成果，走上了一条进化理性的改革新路。进化理性的改革路径，须 遵从制度软化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及社会互动机制。同时，在形式理性上要注意与现有立法体系的兼容。 关键词：法定资本制 改革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的一项重大创新成果。2013年9月中下 旬，国务院批准并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开始实施“一揽子”的制度改革方 案。其中，公司法定资本制的改革进程曲折复杂，较好体现了中央的改革思路：一方面，中央鼓励地方 实践中的“摸石过河”，允许上海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先行先试”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 度【11；另一方面，中央重视改革方向上的“顶层设计”，要求上海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 上推进各项重大制度改革12]。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梁上上教授主持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基金项目“转型中国的公司治理：法律上的多维展开”(项目编号： 200780)的资助成果。 【1]在改革初期，根据总体方案的战略部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了《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建设的若干意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了《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登记管理的规定》，上述两纸 工商文件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原则上取消了我国的法定资本制，并直接突破了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中关于注册资本 的强制性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对特定行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另有规定的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 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规定：不再限制公司 设立时全体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及比例；不再限制公司全体股东(发起人)的货币出资金额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不再规定公司股东(发起人)缴足出资的期限”。这一逾越姿态挑战了宪法及立法法中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制定和修 改法律的职权，为建构理性论者广泛诟病，但改革中的“先行先试”态度却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加快 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快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试出首批管用、有效的成果。” [2]在改革方案试行二三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指导精神以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的具体要求，公司法对注册资 本、公司登记等内容相应做出12处修改，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改革的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二次会议时进一步明确：“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254 问题是：实践创新与法治保障是否冲突?“摸石过河”与“顶层设计”如何协调?在制度的动态变迁 中，如何藉由价值理性的判断摆脱僵化顽固的强制性规范的羁绊?合适的改革路径是怎样的，又如何 有效发掘其中的改革“红利”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由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的“价值理 性——工具理性”[31的分析框架被学界广泛熟知并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内行为理性的判断，亦是下文 分析制度改革理性的理论基础。 一、改革的价值理性 (一)法定资本制的动态变迁及域外考察 我国公司法上的注册资本制度见证了经济模式的艰难转型和资本市场的风雨变迁。在1993年 全面修订后的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的规定，在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等内容上 均做出了较大调整。然而，2005年的修订，虽然逐步放宽了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注册资本“门槛”，松动 了过去相对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但在规范性质上仍然属于强制性规范【4】。第一，从规范字句上看，大量 出现“为”[sJ、“不得”、“应当”等强制性色彩明显的字眼；第二，通过文义解释，基本排除了公司章程、公 司决议等对法定资本制“选出”的可能。 从世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