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和谐理念与调解制度--以云南实践为例.pdfVIP

浅议和谐理念与调解制度 ——以云南实践为例 许前飞 贺茭‘ 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源远流长。最早有文字 记载的调解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 时“历山之农者侵畔，河滨之渔者争坻，为此亲耕于历山，亲渔于 雷泽，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使“历山之人皆让畔，“雷泽之人皆让居’’。1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调解无论是在官府解决民事纠 纷还是民间调停争端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中国当代的纠 纷解决以至于社会治理影响深远。 调解制度的产生及发展与中国古代儒家和谐思想有着密不可分 的联系。儒家思想倡导“以和为贵，以礼服人，孔子以“和’’作为 人文精神的内核，他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 斯为美”，2将“和视为至德。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3将“人和”视为高于“天时”、“地利”，决定事情成败的关 键因素。《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为贵’’反映在 诉讼文化上就是“无讼”。孔子日：“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4 在儒家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中华民族历来强调折衷 和调和，形成了“厌讼”、“以讼为耻的观念，遇到纠纷更愿意采取 调解的方式去解决，宁愿不分是非曲直，牺牲部分利益，也不愿意撕 ’许前飞：中国法官协会常务理事，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贺茭：中国法官协会会员，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1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转引自刘艳芳：“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 析”，载于《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第2期。 2《论语·学而》． 3《孟子-公孙丑下》． ‘《论语·颜渊》。 265 首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高层论坛论文汇编 破脸皮；宁愿“私了’’，也不愿“官了”。旧时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 也多以“无讼、“少讼为考量标准。“唇舌细故而致争，锥刀小利 而兴讼1的现象通常被视为官员治下社会不稳、民风不佳的标志， 故历代官员多“劝民息讼，历朝法典都严禁“讼棍’’滋讼。可见， 民间的“厌讼与官家的“息讼”观念是中国传统社会调解制度的重 要历史文化成因。 随着社会变迁，中国的调解制度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大陆调 解的制度也先后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诉讼调解在半个世纪的审判实践 中经过了由热到冷、再由冷到热的反复。1958年，大陆提出民事审 判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4年， 这“十二字方针’’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 主’’。无论是“十二字方针还是“十六字方针，其指导思想都很明 确，即提倡以调解为主的方式审理民事案件。1982年3月8日，通 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应当及时判决。”这部法律以“着 重调解”取代了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续的“调解为主”原则。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末期，大陆法院开展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强调“一步到 庭”、“当庭宣判，强化庭审功能的同时，淡化了民事调解。1991年 颁布的《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 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这 部法律对于调解的规定既无“为主，亦无“着重，而是强调“自愿、 合法”，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功能相对弱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遍 及中国大陆的“调解中心”也正是随着这部法律的颁布而销声匿迹。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对人民法院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社会稳定需要， 诉讼调解的作用重新得到重视。2003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制 定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司法解释的 真德秀：《真西山集》卷四十“潭州谕俗文”． 现代司法制度下调解之应用 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 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六 类纠纷时应当先行调解，将调解作为审理的前置程序。2004年8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