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2010年）.pdfVIP

民间法研 究 I主持人手记I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一样 ，进入了一种矛盾丛生的境地。在我看来，国情依赖和国 际依赖，是形成这种窘境的关键缘由。国情依赖，终然会针睛于某种地方性知识 ，钟情于法律进化中对本土公 民日常生活结构和交往行为结构的关注 ；而国际依赖，倾向于向国际标准的看齐，倾 向于法律进化中的普适 性，并用这种普适性的样式来规范本土公民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行为结构。无论国情依赖还是国际依赖，因为要 确立一种可预期的秩序，所以，最终都要反映在法律这种社会秩序构造的权威规范上来。可以认为，海通以来 ， 中国社会和法律的症结，就纠缠于这种国情依赖和国际依赖之间。最近数十年间，一种狂飙突进的法律拿来运 动和锐意革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几乎让人们无暇冷静思考中国法治路向的一些基本问题。于是，立法活动和一 项重大工程一样，只要有权的人能拍板定案、担当责任，起草者可以尽管信笔挥洒 ，从而国际依赖远甚于国情 依赖，立法也越来越 “先进”。但 吊诡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交往秩序 ，仍然奉行先前的国情依赖 ，以国际依 赖为方向的法律，不过是 日常生活的例外 ，根本织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即使客观上人们的交往秩序 背后有法律在支撑，但并不为公民所认可。这正是催生民间法学术研究的现实基础，也是 “中国民间法学术研 究报告”自从2006年起，能坚持不懈的原因所在。 因为整理和撰写2009年 《中国民间法研究学术报告》，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尚海涛君最近博士毕业论文 压身，无暇关注这一问题，所以2010年的相关报告，我仍然委托张晓萍君整理和撰写。作者在消化了2010年我 国民间法研究内容和成果的基础上 ，把这一年度的民间法研究分为民间法本体问题研究、民间法与国家法关 系问题研究、民间法的社会实证研究以及民间法的司法运用研究等四个方面，大体上涵盖 、并总结了2010年度 我国民间法研究的客观事实。如果能够和前一年度的研究做些比较，并在量化研究基础上得出一些结论来 ，可 能这一报告会更扎实一些。不过这样的研究需要与此相关的学术训练。期待作者能够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 关注定量研究的学术训练。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法 ，和国家法相比较，究竟是一种暂时的存在 ，还是会延宕久远的事实 ，在学术界 看法不一。在制度经济学那里 ，与正式制度相对应的非正式制度 ，不但会久远地存在 ，而且是正式制度得以健 全和完善的基础 ，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不断进化的制度资源供应者。但是在法律国家主义者看来，包括民间 法在内的非正式制度，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它必然会随着国家法的日渐完善 、其作用的 日益增强以及社会的 不断进化，走向式微、甚至消灭。这就是 “民间法消亡论”。显然，这种论点，虽然高举普适性的大旗 ，但其实每每 助长了国家主义的气焰。他们忽视、或者无视公民日常交往中，会新生出和国家法律并不相同的民间规范。他 们深信法律规范的塑造作用，只要人们都服从国家规范的制约，就足以解决 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的问题。殊不知 在交涉不足、甚至压制 日常交往规范基础上生成的国家法律 ，不可能获得公民的自觉认同和服从。退一步讲， 即使国家法律迎合了公民日常交往的需要，但法律的守成性和 日常交往的流动性，不可能让 日常交往一以贯 之地削足适履，日常交往的大树必然会突破其上的罗网。因之，国家法律对公民日常交往的流盼，对民间规范 的拾取，理应是法律自身成长的内在要求。没有这种规范，法律也距离消亡不远。 基于此，魏志勋在 《“民问法消亡论”的内在逻辑及其批判》一文中，剖析这一观点的内在逻辑是 “现代性及 其理性主义的霸权”，它忽视了民间法的自立性以及这种 自立性对实在法的支持作用。通过这种反思和拨正， 作者进一步基于中国立场，提出了民间法在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中的构成性价值。作者指出：“现代法治必须容 许社会规范在其合理的范围内构造秩序 ，并与法律秩序一起，以既相互分立又相互协调的方式共同塑造一个 更加人道的、保障人民权利与福利实现的相对和谐的社会秩序。为此，一种涵盖包括实在法与民间社会规范在 内的 多‘元法治体系’的设想就是可能的；诚如是，则人道而法治的中国就是真正值得期待的”。笔者以为，所谓 “民间法消亡论”的观点，不过表达了言者的一种 进“化”或者 进“步”立场——建构主义理性的进化立场 ，但他 们忽视或无视的，却是经验进化理l生主义 ，也在推动着 进“化”或 进“步”。有此种进化立场 ，因而在方法上，言者 在审视国家法时，眼睛只往前看；反之 ，在审视民间法时，眼睛则只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