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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土司与 “藏彝走廊” l郑少雄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 朵溜溜的云哟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哟 李家溜溜的大姐 人才溜溜的好哟 张家溜溜的大哥 看上溜溜的她哟 康定为人所熟知，多半是因为上述的 康定情歌》。如果以今天的目 光来看，作为甘孜藏族 自治州首府，康定似乎算是一个藏人主导的城市， 对藏区自然、人文风光充满热爱的内地旅行者，大多以康定作为进入 神“ 圣”世界的开始。这也难怪，康定的海拔本身已经高达两千五百米上下， 历史上一出康定南门折而向西，就被汉人称为 “出关”，即使今天，康定以 西的世界依然可以和高寒壮阔、古道经幡等约略画上等号。但是，康定 情歌 的歌词却着实叫人大费思量，这溜溜的李大姐和张大哥，怎么看都 不像藏人的名字啊。那么康定究竟是怎样的一座神秘之城呢? 我的关于清末 民初康区土司政治过程的博士论文研究，就是以康定 为基地展开田野工作的。鉴于年代久远，以及所谓 “汉化、全球化”带来 的急剧社会变迁，我不仅仅把 目光落在田野观察中，更多的是诉诸本地 的野叟曝言和泛黄的档案文书，尽管今天耆老近乎凋零殆尽，卷册也大 半散轶成灰。我所 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并处理汉藏文 明之间的关系?历史曾经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资源?我试图到汉藏接触 的前沿地带去寻找，这就是以康定为核心的广阔康巴地区。 藏“彝走廊”视野中的康巴藏人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自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之交开始提出 的一个学术概念，后来经过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四川大学石硕、 73 中国社会科学院翁乃群，以及北京大学王铭铭等诸多学者的大力提倡， 在本世纪初开始重新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各位先生对 “藏彝走廊” 的理解固然各有千秋，但存在一个基本共识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通过 重拾 藏“彝走廊”这一遗产，对已有的民族研究和民族政策思路展开富 于学理意义的反思。这个共识和费先生的初衷完全一致，费先生指出，鉴 于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紧密互动往来、难以截然区分的基本特征，分族写 志的传统方法应该被摒弃，而代之以 “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 究”，“藏彝走廊”正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之一，康定恰好是它的中心。 费先生晚年的反思为民族学、人类学开辟了一个新的以关系为中心的研 究方向，同时也是认识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一个新工具。 在相沿成习的表述里，不管是藏人还是汉人，都把今天的藏族地区 分为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地理文化区域。尽管也充分注意到了它们之间 的差别，比如称 卫“藏法区，康巴人区，安多马区”，但重点大都停留在强 调其作为藏人的内部一致性上。差异性与一致性作为事物的一体两面，强 调任何一面当然都不为过，但是当我们进入历史的深处和细微处，就会发 现对于一致性过于想当然的强调，遮蔽了我们对差异性的真切体会。而差 异性其实是理解西南地区面貌的关键，l：L~n康巴异于卫藏之处，不止在饮 食、服饰甚或体征，也不在它重人文甚于佛法，而在于它在历史上形成的 在世之人 (土司)和出世之人 (喇嘛)相结合的独特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 使得康区获得了和卫藏相较而言既相关又独立的政治理论，因为卫藏地 区是以圣人政治为主要理论支撑的。康区的独特性，一方面来源于 “藏彝 走廊”这种区域性地理特征的形塑，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历史互动的结果。 康区政治组织的独特性，最集中地体现在康定土司社会的结构上。 明正土司及其后人 整个康区大大／jvj,的土司数量接近四十，如果再算上他们属下的千 户、百户，则多达一百三十左右，其中最出名的是明正、德格、巴塘、理塘 四大土司，康定明正土司更是号称土司之领袖，管辖范围包括今天康定 74 县全境，以及周边五个县的部分或全部。明正土司据称源 自北方，辗转 经后藏地方最后到达康区木雅地区，成为部落头领，公元 ·二五三年迎 降元世祖忽必烈，受册封为土司。此后，明初接受太祖朱元璋招抚，清初 主动到盛京请求投诚，民国初年积极配合尹昌衡大军西征，一九五。年 又率先向到达康定的解放军部队敬献哈达和牛羊。可以说，土司的终极 政治权威总是以中原王朝的册封、认可或授权为依托，也就是萨林斯 (M．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