枉法追诉罪与枉法裁判罪——关于刑法第399条的问题探讨.pdfVIP

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 本质特征。从罪名上看，“徇私枉法罪”似乎包括所有为了“私”而故意枉 法渎职的犯罪行为，即只要“徇私”且“枉法”，都可涵盖于本罪名之下。 这样，渎职罪还有哪些犯罪可以不被其包括?而实际上，该罪名仅特指刑法 第399条第1款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领域的枉法追诉与枉法裁判 犯罪。同样，从“枉法裁判罪”这一罪名上看，它似乎也涵盖了刑事、民事 和行政三大诉讼领域中的枉法裁判犯罪，而实际上它只是指刑法第399条第 2款规定的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犯罪。由此可见，人们无法从徇私枉法与枉 法裁判这两罪名上正确把握其所指的特定犯罪，不能从罪名上准确区分此罪 与彼罪，因此也就影响了罪名的识别、评价等功能的充分发挥。 2．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枉法追诉、、裁判罪”与“民事、行政枉法 裁判罪”。应该说，以该两个罪名来概括刑法第399条所规定之罪，其准确性 比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罪名准确、明了，但仍有可斟酌的余地。前者按刑事 诉讼阶段排列枉法追诉、枉法裁判两个行为，后者按诉讼程序的性质将民事 枉法裁判与行政枉法裁判予以排列，由此而产生其所确定的罪名究竟是排列 式罪名，还是选择性罪名的疑问。其后果是，如果因为工作单位变动或在法 院内部不同庭室之间调整，司法工作人员在工作调动的前后分别实施了枉法 追诉和枉法裁判犯罪行为，或者分别犯有民事、行政或刑事枉法裁判罪，那 么，就可能发生究竟应当对其以一罪处刑还是数罪并罚的争论。 3．“两高”联合确定的“徇私枉法罪”与“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 “两高”统一了的两个罪名，虽然突出了两款罪状中的重要差别——“徇 私”，但仍存在徇私枉法罪名涵盖民事、行政徇私枉法裁判行为的问题及民 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名系选择性罪名抑或排列性罪名的歧义。甚至可以说， 该两罪名不但没有纠正其分别确定的罪名之不足，反之将分别确定的罪名之 不足“兼收并蓄”，说其是在“扬短避长”也不为过。 (二)建议罪名 罪名即犯罪的名称，它是对某个犯罪的本质特征所作的概括。罪名确定 必须坚持合法、准确、简明的原则。这里的合法是指，罪名必须根据法律的 规定来确定，也就是必须对法定罪状加以概括；而准确就是所概括的罪名必 须反映该犯罪的本质特征。至于简明，则是纯技术性的要求，即要求罪名必 须简单明了。从上述分析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及其联 合确定的罪名，虽然都是根据刑法第399条规定进行的概括，可以说是具有 一定的合法性，但是从准确性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及“两高”确定的罪名只 注重于条文中的“徇私、徇情”犯罪构成要件，而忽略了刑事枉法追诉与刑 事枉法裁判在诉讼阶段上的不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罪名则相反，只注 意到刑事枉法追诉与刑事枉法裁判在诉讼阶段上的不同，却忽略了条文中的 “徇私、徇情”犯罪构成要件。而且，“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还存 枉法追诉罪与枉法裁判罪 在着外延过于宽泛的问题，即虽简单却不明了。质言之，不论是两家各自确 定还是两家联合确定的罪名，均未能准确概括出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特征。 因此，笔者建议将刑法第399条所规定的犯罪确定为“枉法追诉罪”和 “枉法裁判罪”两个罪名，即首先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中规定的枉法追诉罪 状与刑事枉法裁判罪状相分离，再将刑事枉法裁判罪状与民事行政枉法裁判 罪状相结合。这样，就可以将发生在刑事审判阶段之前的枉法追诉犯罪，即 “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 追诉”的行为确定为“枉法追诉罪”；而将发生在刑事、民事与行政三大诉 讼审判过程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统一确定为“枉法 裁判罪”。 1．枉法追诉罪与枉法裁判罪罪名具有准确性，同时突显“枉法”的犯 罪本质。其不但准确概括出犯罪行为的内在实质因素，还概括出犯罪行为的 外在形式因素。根据刑法第399条规定的罪状，“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即 “枉法”是裁判行为与刑事追诉行为之所以具备刑事违法性而被纳入刑事法 律规范范畴的内在实质因素；而裁判或追诉是其外在形式因素，并以此表明 二犯罪行为的诉讼阶段差异，消除了原来罪名外延过大、相互交叉包容等问 题，从而单从罪名就可以直接、明了而且准确地区分二罪。再者，枉法追诉 与枉法裁判罪名突出“枉法”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性，有利于人们认识刑法 给予最严厉的刑事否定性评价的主要对象是“枉法”，从而实现刑罚的一般 预防功能和特殊预防功能，防止初犯与再犯的可能，实现刑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