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东方文化及西方文化的怨恨主题学.docVIP

古东方文化与古西方文化的怨恨主题本文就是通过重新梳理古代东方文论与古代西方文论的怨恨思想，企图寻找一些建构“新怨恨”理论材料质素的一个努力。为了集中而不至于空泛，这里的古代东方怨恨论述以古代阿拉伯与古代印度为例，古代西方的怨恨论述以古代希腊与古代罗马为例。 　　一、古代东方的怨恨体验 　　古代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是以故事与寓言的形式首先让人们认识世界与自己，通过对人与世界的认识，产生了现实社会里的爱恨分明的情感体验。比如《水鸟和苍蝇》讲的是背井离乡的水鸟对苍蝇(喻统治者)的怨恨，《哈只和老妇》说的是远走荒郊的老妇对苛政的怨恨，《老鼠和黄鼠狼》表达了弱者对强者的怨恨。可以说，“水鸟苍蝇”模式是古代阿拉伯民族情感体验的一个基本模式：人们总是先要把人与事设定为“水鸟”与“苍蝇”，然后再决定对其投以爱或恨的情感体验，可谓认识产生了爱恨。古印度的爱恨也是认识的结果，即先有了理性认识，才会产生爱恨感情。正如史诗《罗摩衍那》里说的“痛苦和快乐，恐惧和忿怒，获得和丢失，存在和死亡，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命运”[1]。可见，爱恨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由于命运支配的结果，认识从无知到有知，随之产生并经历着爱与恨的情感体验。 　　古印度价值观的最高理想是取消对象的生物实在性存在，使之上升到精神意识性的存在，强调人的存在价值是在于精神世界的体验，而不是现实世界物质财富的实际满足，所以爱与恨的欲望越强烈，人的认识就会显得越贫乏。所以，古代东方的爱恨观点强调，只有靠认识的指导与规范，才能使爱与恨的情感达到超越与丰富。不是爱与恨的情感力量推进了认识的上升，而是认识上升的过程增长了爱与恨的情感。爱与恨的情感不是摆脱人之欲望的自立性的东西，不是精神的本源和认识的动力，而是随着人之认识所产生的情感体验。 　　可见，古代东方的爱恨体验不是以真实的个体为起点和终点，而是对个体存在做出的虚无的情感透视，特别是古代印度佛教的“空无”思想，注重在个体的纯粹精神沉思中达到某种高境界的认识，并且随着高境界中个体欲望的消除而演变为一种超个体的存在观念。在古印度人看来，如果个体只有肉体欲望而没有自主精神，那就要以认识来取消个体的欲望与爱恨的感情。古印度文化中的最高境界就是佛陀的幡悟，佛陀的幡悟其实就是个体的涅槃，个体的涅槃导致了个体的爱恨成为认识的被动反应而不是主动渴望。 　　二、古代西方的怨恨体验 　　古希腊的爱恨观与古阿拉伯和古印度的爱恨观恰好相反，即爱与恨的情感体验具有某种本源上的意义。爱与恨的情感体验越丰富，认识就显得越纯粹。古希腊的爱与恨的情感体验不是印度意义上的在解脱中存在，而是在认识中具有充实价值的肯定性存在。从苏格拉底建立的爱欲模式的阿波罗学说，到柏拉图建立与对话艺术密切相关的爱欲学说，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爱恨说，古希腊的爱恨观始终认为：爱是一种从无知到智慧、从混沌到成型、从缺陷到完善、从低级到高级、从缺失到存在、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动力，当这种动力未被塑造或者被迫中断的时候就产生了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第一推动力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也就是说要以爱的力量吸引对方，比如：高尚者吸引低下者，智者吸引愚者，吸引对方的过程形成了爱的过程，同时也构成了认识的过程。如果追求者吸引对方的过程中行为受阻，就会产生求而不得的怨恨。可见，古希腊将爱与恨的情感体验看做了内在于宇宙本身的推动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一种动力，这种观念使爱与恨从情感体验几乎上升到了神的绝对与无限至高的境界。 　　古希腊恩培多克勒(约前492-约前432)是在西方文化史上最早从哲学意义上将“怨恨”上升为一种理论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由水、火、气、土四根组成，其结合生成了万物，其分解使事物又消亡。而四根之间相互结合和分离的动力就是“爱”与“恨”：“在一个时候，万物在‘爱’中结合为一;在另一个时候，个别事物又在‘恨’的冲突中分离。”[2]815可见，在古希腊早期哲学中“，爱”是一种结合的力量，“恨”是一种分离的力量，爱恨此起彼伏，四根轮流离合，万物生灭变易。如果说恩培多克勒在《论自然》中将“爱”和“恨”主要作为物质性的使事物吸引和排斥的力量，那么他在《净化篇》中则将“爱”和“恨”主要作为善和恶两种伦理价值的力量，成为可以使灵魂从善而升华或者因恶而获罪的精神原则：爱主宰善，恨主宰恶，万物因恨分割，因爱合一。同时，恩培多克勒强调，灵魂所寄托的凡间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恨”中，恨造成了世间的纷乱、战争、灾难、死亡。[2]859 　　古希腊柏拉图(前428-前347)在《会饮篇》中列举了他的老师及朋友对爱的探讨：斐德罗认为“爱是一位伟大神……爱神没有父母”[3]213，赫西奥德认为世界首先出现的是卡俄斯(意即“混沌”)，然后“从卡俄斯产生宽胸脯的大地，她是所有一切事物永远牢靠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