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pptVIP

文章结构 背景与回顾 劳动手册与工分登记表 工分制下的生产队模型 每个劳动者对他努力的选择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而劳动者的效用包括劳动的效用和闲暇的效用（劳作的机会成本）。经过分析，劳动者分配自己努力的方式是直到他努力的边际收入等于他闲暇与收入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将追加一个单位的努力贡献的边际收入看成对劳动的激励，对劳动的激励可表达为：当监督完全时，生产队中对劳动的激励为 。它是Y/E与YE 的一个简单的加权平均。当不存在监督时，努力的边际报酬降为(1/N) YE ，一个劳动者仅获得他努力的边际产品的1/N，因此存在劳动的贡献不足。 队中监督的最优程度 假说与检验 结论性评价 * 广西大学 * 广西大学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第二篇 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写作来由 研究方法 文章结论 1979年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原来的生产队体制。 现有理论未能解释中国农业生产制度变迁的原因和效果。 关于合作农场的文献未能对监督和监督费用给予足够的关注。 1. 确立基本假定，引入监督和监督费用建构了一个以工分制为收入分配方式的生产队模型。 2.通过对理论模型的推导演算引出了几个可检验的假说。 3.利用改革前后的经验数据对假说进行检验，并得出结论。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并不比任何其他经济中的劳动者的能力低。 生产队体制的不成功，不是由于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由于对农业监督的困难。 3.现代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行为的逻辑，可用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人的行为。 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假说与检验 背景与回顾 工分制下的生产队模型 结论性评价 1 2 3 4 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后，中国农业生产队体制的组织下长达约20年。在这一体制下，按劳动者每天完成的工作来评定工分，年末，队的净收入在扣除掉国家税收、公共福利金等后，按每个人在一年里累积的工分进行分配。工分被假定为能反映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与质量。然而，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性，对农业劳动的监督极其困难，一个农民不管他实际的劳动的实际质量与数量，每天的工作都获得同样的固定工分。平均的收入分配就是这一计酬方案的结果，由此导致对劳动的激励低下，生产率也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开始出现变革，包括农村经济的多种经营，生产专业化，以及按地区比较优势进行作物选择，自由市场的扩大和政府牌价的显著提高。不过，家庭责任制最初被认为是集体农作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倒退，实际上在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仍受到禁止。当时政府的观点是维持生产队作为生产、收入分配与核算的基本单位。 到1978年末，安徽省少数位于经常受洪旱之害地区的生产队，首先是秘密地，尔后在地方政府同意后开始尝试将土地、其他资源及产出定额承包给单个农户的制度，一年后这些队的亩产远远高于同样地区的其他生产队。到1983年，中国农村地区几乎都开始采用这一新的农作制度。 假定一个生产队有N个农户，每户只有一个劳动者，每个劳动者尽管偏好不同，但劳动能力是相同的。努力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构成，每个劳动者分配他努力的方式是直到他的效用最大。同时假定在由队所有的土地上，集体只生产一种作物，并假定土地和其他资源由队给定，在生产中只有一个变量，即队成员所贡献的总劳动努力量。 工分代表一个劳动者为队管理者所看得见的并相信的努力贡献，它是努力供给与队的监督程度的函数。队管理者所实施的监督程度定义为对劳动者所贡献的努力的计量的准确程度。队的净收入为： 监督费用C是监督程度、队的成员规模N和对劳动努力监督的困难程度Г的函数；Г本身则是一系列外生变量的函数，诸如生产过程的季节性和空间分散性会影响对劳动努力的可监督程度。Г的值增加意味着对劳动努力实行监督的困难加重。 队管理者的目标是选择一个监督程度π， 使得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净收入最大。因此，目标函数为： 队的激励结构 监督程度影响了劳动者的努力供给 最优程度 使得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净收入最大化 努力供给增加诱致的产出增加的正间接效应 监督费用增加的直接效应 抵消 　　由于对农业生产的监督十分困难，在工分制的大多数情形下，每个劳动者仅获得一份给定工作的等量工分，而不管他的劳动实际上有多辛苦。这相当于不存在监督。因此，一个劳动者努力的边际报酬只是队努力的边际报酬的1/N。 在家庭责任制下，监督的困难总的来讲得到了克服。根据定义，家庭制下的监督是完全的，因为一个劳动者能确切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劳动，且监督费用为零，因为它已不需要使用为执行劳动计量所花费的资源。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