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的民法调整的研究.pdfVIP

河南大学硕士掌位论文 中文摘要 婚外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中外古代法律中均有明确规定。由于社会历史的 局限性，当时男女不平等，主要规制的是妇女的通奸行为，比如奥古斯都帝时通 过的《尤利亚通奸法》，认为妻子通奸是伤风败俗，定为公诉，由法院判处流刑， 丈夫通奸的则制裁很轻，其仅丧失对妻子通奸的起诉权，以及丧失返还嫁资的期 待利益，妻子可立即令其返还。我国汉代《大戴礼记·本命》则规定：妻妾之通 奸为七出之条件之一，为重奸，夫之通奸为凡奸，男子纳妾为理所当然。萌芽于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性解放思潮，曾一度使欧美国家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20世 纪60、7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历了“性自由”的弯路后开始提出复归家庭的口号， 并将其写入了《欧洲人权宪章》。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 价值观念的更新，社会控制的失范，婚外情现象愈加增多。 婚外情的存在不仅侵害配偶的身心健康，破坏家庭的稳定幸福，而且滋生官 场腐败，恶性刑事案件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我国婚姻法仅在第4条作 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的倡导性规定和第46条的离婚时可以向过错方 提起损害赔偿的两种婚外情行为即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显然，事实上婚 外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