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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林国强 (南华工商学院,广东广州　510507) 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 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贡献卓著。邓小平的民主法治思想 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关键词:邓小平　马克思主义法学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157(2007)01-0049-03 收稿日期:2006-11-24 作者简介:林国强(1979-),男,广东揭阳人,南华工商学院硕士·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 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特别是同 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立足中国国情 而形成的崭新理论体系的过程。以邓小平为代表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作 出了杰出贡献,加速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进程。 一、邓小平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指 明了方向 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马克思主义法学 中国化起到了方法论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精髓。同样,它是马克思 主义法学研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只有不断 解放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求是,勇于探 索,敢于冲破陈旧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 变因循守旧的精神状态,创造性地开展科学研究, 才能使我们的法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应 当象邓小平同志那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关注法制 建设的实践,概括实践经验,为实践服务”[2]。“解放 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程中,克服改革 开放之前法律的虚无主义、重人治轻法治等一些法 学的僵化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实事求是,从实际 出发”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 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释为当代中 国法的本质和基本精神的科学阐释提供了前提。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 裕”。[3]依据这一理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陈旧观点正在被打破,因 为这些命题根源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而目前在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法学界对我国当代法 的本质和基本精神也进行了重新审视与阐释,认为 应当是“保障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 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当家作主”[4]。更多学者赞 同法律同时体现了整个社会对理性、正义、自由、公 平的追求。法以一定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表现 出来,使各方在特定时期的物质以及社会条件下获 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满足;法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权利 与义务体系,梳理了社会的利益关系,协调、巩固着 社会秩序;法的存在满足这样一种规律。这种规律 要求由法形成的平衡关系应该符合特定时期的生 产关系,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疑,这促 使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的修正,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法学。 二、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法学 中国化夯实了理论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 49 的第二代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法律变革的历 史基础、时代要求和独特性质,开始了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邓小平在领 导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系统地论述了 民主和法制及其两者关系问题。另外,邓小平还 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与法制 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从中国的国情出 发,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民主、健全 法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 同志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革命与建设 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的 思想和原则,并在理论上作了全面和深刻的论述。 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为了保障人民 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 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 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 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 跟着改变”。[5] 邓小平同志的精辟分析,集中到一点就是:只 有实行依法治国,中国才能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 这些论述是邓小平同志全部民主与法制思想的精 髓,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方针的理 论依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把民主与法制对治 国安邦的历史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以及邓小平 同志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 国家所设计出来的宏伟蓝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上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