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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转与社会心态 郭爱民 2013-1-23 16:12:07　　来源：《世界历史》2012年4期 　　内容提要：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土地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以贵族、乡绅等为代表的土地阶级垄断了土地、掌控了政权，使土地获得了超经济价值的社会属性，成为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的基础。为获取政治权力，永久性地融入中上层社会，旧的土地家族、工商业者及其他职业者竞相购置土地。以土地为介质获得贵族和乡绅头衔，融入土地阶级，进而掌握政权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同时，因筹措圈地资金而需要出卖的土地，圈地后自耕农出售的土地，旧地主因为欠债而抛售的土地，土地家族为强化主体地产而卖掉的外围土地不断涌向市场。这样，以地产为工具加盟土地阶级、进而掌控政权的社会心态，成为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 　　关 键 词：英国 工业化时期 土地阶级 社会心态 土地流动　　作者简介：郭爱民，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博士后。 　　19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学者在研究英国农村社会某些专门性问题的过程中，触及了工业化时期社会地位和地产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研究的开山者①阿诺德·汤因比从学理上分析了土地和人们社会地位的关系。他写道：“革命之后，土地乡绅在英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控制了从国家到地方的行政权力，作为社会政治权力基础的土地成了人们狂热追求的对象。对商人来说，只有首先成为地主才能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②20世纪以来，汤因比关于土地与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关系的论断成为欧洲学者们看待此类问题的经典依据。经济史学家A.H.约翰逊、S.W.阿什利、F.M.L.汤普森、G.E.明格、奇波拉、J.V.贝科特、E.P.汤普森、T.W.海科的相关分析，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从结论上都没有超越汤因比。③可以说，欧洲学者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地产和社会地位关系的论述多限于学理层面的分析。　　在工业化时期④(1700—1880年)，英国土地流动的方式涉及多种途径，诸如圈地运动、土地市场、份田运动等。⑤这里，笔者尝试使用实证方法，以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的经济特质为基础，从土地阶级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入手，探索土地家族、政府官员等职业者、工商界人士等社会群体为获得地位、权力和名望而对土地的追逐和向土地阶级的融入，分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社会心态与土地流动的关系。　　一、融入土地阶级、谋求社会权力：一种社会心态　　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价值与家族声望、政治地位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追溯到前工业化时期。根据马克垚的研究，在中古西欧，“国外学者所说的庄园，不但是一块地产，而且往往是一个政治权力单位，甚至单纯是一个政治权力单位”⑥。随着内战的发生、复辟的结束，由于土地所具有的巨大的经济特质，它替代了国王的宠幸成为人们政治地位升迁的依托。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以“贵族、乡绅”为主的大地主占全国土地份额的60％-70％，以“约曼、家庭农场主、小土地所有者”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者占全国土地份额的25％—33％。⑦格雷戈里·金把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等级按照自高向低的顺序归纳如下：大贵族(公爵、大主教、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主教)、小贵族(骑士、乡绅、绅士、牧师、教士)、约曼、自耕农、工匠与商人、雇工、茅舍农、乞丐。⑧以上分析表明：工业化之初，英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土地为基准的分层社会，贵族是土地巨头，处于社会顶端；乡绅⑨次之，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乡绅以下是约曼、家庭农场主自耕农阶层。按照G.E.明格的研究，工业化时期，“在贵族、乡绅、自耕农三个阶层中，每个阶层都在政府中发挥着重要、独特的功能。贵族充任议会上院和政府的成员，或者担当各郡的地方军务长；乡绅充任下院成员，更多的情况下担当地方行政长官；自耕农则充任选民，或者在教区担任教会委员、监督员、测量员。这三个阶层在等级制度中构成一个具有特殊地位、并且发挥政治作用的联合体”⑩。贵族、乡绅、自耕农三个阶层组成的联合体既左右了国家的土地，又主宰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这三个阶层构成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阶级。　　工业化时期，具有巨大经济特质的土地是一个家族在政治上成功与否的物质基础。在上层社会，无论是政界要员还是法律界的杰出法官一般都拥有贵族头衔，而头衔以一定数量的土地为基础。1861年，英国系谱学家伯克论证了二者的关系，他写道：“在头衔授予的问题上，不动产的难题永远存在。国王将不动产作为册封世袭头衔的基础。”(11)这表明，工业化时代，在英国民众的心目中，头衔和以地产为表现形式的财富具有共生关系。为了获得头衔、提高地位、进入政界，待册封者费尽心机购买土地。F.M.L.汤普森对1830—1880年贵族的财富统计如下：“1833年到1885年，册封贵族176位，议会上院接纳了139名新成员。这些新贵族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