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菲菲，2005，〈多元文化與公共廣電機構澳大利亞的實踐經驗〉.docVIP

讀本：王菲菲，2005，〈多元文化與公共廣電機構：澳大利亞的實踐經驗〉，《中華傳播學刊》，第7期，頁103-134。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SBS）的出現，與該國人口政策息息相關。SBS的發展歷程正是廣電機構不斷定義「澳大利亞多元文化（Australian multiculturalism）」的過程。 這個多元文化公共廣電機構，如何運用其豐富的文化知識與資源，服務澳大利亞多元文化，值得關切多元文化實踐及公共廣電發展者留意；而就聯繫族群人口與主流社會，讓澳大利亞社會熟悉世界文化，探索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意義，提供澳大利亞觀眾多元文化服務內容，作為澳大利亞內容產出的重要機制，SBS迄今為止的成就不容忽視。 澳大利亞族群與傳播大事紀 1901 白澳政策為主軸。此移民政策偏好英裔移民，並且期待新移民能在短時間內與澳大利亞社會同化，毋需面對適應問題。 40年代中期 二次大戰期間，澳大利亞人口生產力降低，當時澳大利亞官方決定以每年7萬名移民來因應國家發展隱憂。當英國移民的數量無法滿足需求時，澳大利亞便與歐洲國家簽定移民協議，從1947到1972年有240萬人口移入澳大利亞。（DIMA，2001；Price，1979：202-3）逐漸改變了以英裔為主的人口結構。 1966年 自由黨與國家黨聯盟政府宣布，准許「傑出非歐人士」移民澳大利亞。 60年代和70年代 逐步取消對非政府偏好之移民所設的工作限制。 1972年 工黨Whitlam政府標舉「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為人口政策，使多元文化一辭正式進入政策場域，但要到1979年才有相關政府組織；1987年多元文化事務才進入內閣層次。 70年代 大量接受中南半島難民，不僅被視為重要人道之舉，也為當代澳大利亞注入亞洲面貌。 1978 族群電視服務成為正式政策。 1979 族群電視審查會（Ethnic Television Review Panel，ETRP）創立，其任務在於籌設永久性的族群電視服務。原想推動IMBC計畫：獨立多元文化廣播公司（Independent and Multicultur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然而1980年IMBC法案未過關。 80年代 IMBC法案擱置國會，不過試播中的SBS電視仍持續其服務。多元文化電視服務在各式政策間擺盪，當時一個重要的根本議題是：是否該為多元文化廣電服務，特別設立一個廣電組織。80年代也有阻止ABC合併SBS的保衛戰。 1988 傳輸與傳播部（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the DOTAC）之審查報告提議以全國廣電機構—ABC與SBS—提供質的廣播服務，補商業之不足。對DOTAC來說SBS應有專屬法案，主責多語言與多元文化的廣電服務。1989 聯邦政府文件（National Agenda for Multicultural Australia）再度確立SBS被視為政府推行多元文化政策的文化機構。 1991 SBS法案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Act終於通過。SBS有了專屬公共廣電憲章，規範了SBS需提供多語﹑多元文化的廣電服務的責任之外，這標示了政府對SBS的承諾。SBS的主要社區諮詢委員會重要，與董事會平行。三年發展計畫，可要求贊助，有獨立法案規範。 IMBC法案 IMBC法案推動阻力來自四方面：首先，由於IMBC草案中經費結構設計允許廣告，既有的商業電視產業擔心新成立的IMBC分食廣告大餅，因此阻攔。 其次，當時自由黨的後座國會議員擔心IMBC會如既有的公共廣電組織ABC一樣，佔據龐大政府資源。 其三，反對黨工黨則擔心，IMBC的設計會導致?頻道族群特區（electronic ghettos）」的出現，也就是多元文化的族群內容，就只出現在其專屬的電視頻道裡，難與主流內容交流，反而在頻道與內容上，造成某種族裔隔離的現象，因而對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產生干擾。 其四，澳大利亞在電視政策上，向來對本土內容以產業及文化考量，執行諸多保護措施，比方對商業電視要求每年固定比例的本土內容以及特定節目類型的時數配額規定。大環境是鼓勵本地內容的基調之下，縱使IMBC強調會逐步增加對本地內容的需求，草案中設計的高比例的進口節目內容，著實無法讓本地產製工業放心。 上述四種遊說力量，皆有重要影響，IMBC草案的推動工作，就此打住。 SBS法案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Act 公廣憲章中載明SBS必須滿足下列事項： 滿足澳作為多元文化社會的傳播需求，服務對象包括族群及原住民社區； 多元文化對於澳大利亞社會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