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和博弈到相互增权中国社团发展政策的新思维.PDFVIP

从零和博弈到相互增权：中国社团发展政策的新思维 顾昕 王旭＊ 【摘要】： 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有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认定社会组织的活跃只能导致国家的衰落， 或者国家能力的强大会导致公民社会的羸弱。因此，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发展持防范态度，而公民社会的推 动者们往往主张国家退出，追求民间组织获得完全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然而，国际学术界中比较发展领 域的最新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可以相互增权、相得益彰、和谐发展。本文力图对相关理论文献和国际实 践加以梳理和剖析，并且以此为基础，主张国家不能简单地退出，而是应该发挥自身的优势，促进公民社 会的能力建设，推动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公民社会 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 法团主义 能促型国家 随着市场转型的不断深入，自主性的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变 得日益多样而复杂。在扩大了的社会空间中，最为活跃的、富有生机的、也引起广泛关注的 就是社团空间（associational space）。然而，社团空间的发展在我国并非一帆风顺。长 期以来，国家作为民间社团组织的监管者，对社会团体发展的正面意义始终缺乏全面深入的 了解。体现在实践中，国家对社会团体采取了一种高度防范的发展战略，在具体措施上则沿 用行政控制的手段，对其发展施加了很多限制。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局面悄悄地发生了变 化。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公共治理的大变革正在中国展开。执政党提出了建设“服务型 政府”的新目标，并且通过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来加强执政能力。可以说，随着政府职 能的转型，国家对于社会组织在社会福利、扶贫、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工商治理、学术文 化活动等诸多领域的积极作用已经开始有所认识，社团空间发展所必需的思想和舆论环境处 在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 尽管如此，中国社团空间的发展仍受到既有制度框架的极大约束。这一制度框架具 有国家法团主义的各种特征：国家对民间组织的组建、运行与发展施加了强有力的控制（顾 昕、王旭，2005）。强控制一方面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团体的成长壮大，极大地约束了它们正 常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另一方面对于社团空间中普遍存在的某些失范行为，尤其是涉及社 会团体法人治理、财产处置和非营利性等事宜的行为，却缺乏有效的监管。可以说，既有的 制度框架是一种控制型的监管体系，而不是一种发展型的监管体系。 ＊顾昕，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1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既有控制型制度框架的弊 病。在公共治理大变革的形势下，他们也积极致力于社团空间管制体系的重建。如何建立一 个能够促进社会团体有序成长的发展型制度框架，已经成为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点。但是，在 具体的改革进程中，人们对于既有体制中的哪些要素必须加以改造莫衷一是。其中，作为既 有控制型体制的核心之一，“挂靠制”成为争论的焦点。维持挂靠制的种种主张，基本上基 于一种疑虑，担心一旦国家放松对于社会的控制，社会便将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甚至社会 团体一旦发展起来就必然会反抗国家。 这种疑虑可谓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受到某种单向性思维的影响，人们倾向于把社 会视为国家的对立面，仿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国家强必定社会弱，而社会 强必定国家弱。在这种单向性思维的影响下，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往往被视为国家的威胁。 公平地说，这种单向性思维的存在并不限于政府人士，而且在民间也普遍流行；同时，这种 单向性思维的存在也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国际上也曾普遍流行，其影响至今依然绵延不绝。 事实上，这种单向性思维在 90 年代初期曾经主宰了国际学术界，而这种局面也对中国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我国公民社会的研究者和推动者，非常关注社会团体的自主性问题，视之为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事情，正如我国市场经济的研究者和推动者一度极其关心企业的自主性 一样。“国家退出”似乎成为社会团体获取并且强化其自主性的不二法门。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表明，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思路非常有害。事实上， 从 90 年代中期以来，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在比较发展研究领域和公 共管理学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思想转变，其主流开始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mutual empowerment）和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从而营造一个国家行政能力强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