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4行政.docVIP

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朱自清与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 　　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日，昆明发生了“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特务、打手血洗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学生死伤无数。年轻人的血，再次震撼了朱自清本已麻木的良知。第二天，联大举行死难者入殓仪式，朱自清没有去，他呆在家里，静穆地坐了一个多小时，反省自己的灵魂。此后一段时间，朱自清虽然还没有勇气再次走上十字街头，但他的内心却是波澜起伏，长久不得安宁。他痛恨这个残暴的政府，但更痛恨怯弱的自己。他在日记上写道：［３６］我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怯弱。 　　复员了，朱自清怀着沉重的内省，从昆明回到久别的北平。在途径成都的时候，他听到了闻一多遇刺的噩耗。他与闻一多平时虽然说不上有多深的私交，但毕竟同事多年。闻一多的鲜血彻底唤醒了他本来还在犹豫的灵魂。 　　他再也抑制不住压抑良久的激情，满腔的悲愤化为一首燃烧着爱与恨的《悼一多》，这是他搁笔二十多年以后写的第一首白话诗。他主动承担起整理编辑闻一多遗著的重任，他觉得闻一多死得太惨了，“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３７］促使朱自清走出象牙塔的，不仅有学生、同事的鲜血，更重要的在于他内心思想的变化——他结束了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长期徘徊，终于接受了民粹主义。朱自清的这一变化，与当时思想界的民粹思潮再度膨胀不无关系。 　　继五四之后，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又一次掀起了民粹主义的高潮。如果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民粹意识还是源自西方的外来思潮，只是一种观念的产物的话，那么，到了四十年代，民粹意识就成为知识分子们对于社会实际的活生生感受了。在北平的时候，大学教授们蜗居在大学校园，对社会一般民众的生活有所耳闻，但毕竟感受不深。抗战以后，他们来到了大后方，沿途所见、周围所视，皆是贫困民众的一片惨状。１９４０年以后，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再加上薪水又打了折扣，大学教授们从昔日的贵族沦落为平民。为了弥补家用，只能各找门路。兼课的、卖字的、刻印的都有。 　　朱自清为了送妻子回成都老家生产，竟然只能靠典当方才成行。贫困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不满，毕竟在战争期间，知识分子还是识大体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大后方出现了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触目景象。一方面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贫困潦倒，另一方面却是拥有特权的官僚们大发国难财，贪污腐败，无所不极，这一对比实在鲜明的社会现实，引起了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强烈反应，刺激他们产生了一种与工农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平民意识。平民，成为在知识界出现频率极高的的中心词，这就为民粹意识的传播提供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为了抗议和改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专制，在四十年代中叶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不过，对关于何为民主，知识分子们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有自由主义的，也有民粹主义的，而且后者的声势还更大一些。平民的社会意识与民主的政治要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民粹化的民主主义，即怀疑西方民主的代议制，要求卢梭式的直接民主制。这种民粹化的民主主义，因为有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价值支持，比较起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更能获得一般中国人的理解和同情。因此，抗战胜利前后的民粹主义，不仅有社会层面上的平民意识，而且也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要求。这股再次涌起的民粹主义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朱自清。在晚年朱自清的笔下，再也见不到五四时期那种清新平淡的散文，而多是讨论社会和思想问题的杂文，而且大都以“论……”为题，如《论吃饭》、《论气节》、《论书生的酸气》等等。从这些杂文中可以看出，到抗战胜利以后，朱自清全面地接受了民粹主义。１９４６年底，朱自清在北平《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杂论，谈到了文学的“生路”，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的“生路”：［３８］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是一个矛盾的时代。但这是平民世纪。新文化得从矛盾里发展，而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中国知识阶级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间，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闷，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难。但是这些人已经觉得苦闷，觉得矛盾，觉得做人难，甚至愿意‘去撞自己的丧钟’，就不是醉生梦死。他们我们愿意做新人，为新时代服务。 　　这是朱自清晚年思想中一段十分重要的文字，它表明了朱自清在思想上正式脱离自由主义的阵营，向民粹主义靠拢。他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去撞自己的丧钟”，而试图做一个为“新时代服务的”的脱胎换骨的“新人”。民粹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将社会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官僚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两大部份，而且以这种二元的眼光批判性地重新审视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如前所述，在二十年代中期朱自清已经以一种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发现了知识阶级正在“向着灭亡走”，尽管他并不看好这一阶级的前途，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