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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 　　第二方面新的变化，是新一轮“重工业化”带动的资本密集化趋势，使得我国投资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1991年第四季度以来，重工业增长速度持续超过轻工业，改变了80年代轻工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新的一轮重工业化不再是以重加工业为主导，而是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为主导，特征是平均投资规模巨大、投资结构中第三产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超前、以及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需求拉动。研究表明，新一轮重工业化是围绕城市化进行的，我国经济增长的轴心正由传统的“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转向以城市化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25〕。但是，新一轮重工业化也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的减弱。1985～1988年期间，扣减了物价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社会总就业增加0.21％，其中非农就业增加0.43％，城镇就业增加0.27％；到了1991～1994年期间，上述三项就业指标分别仅为0.03％，0.11％和0.06％（见表5）。这就是说，扣除物价影响的社会总投资所带动的总就业量，进入90年代趋于减少，大体从1982～1989年间每百万元投资增加带动451人总就业，降为1990～1994年间的平均196人，降低了56.5％（表6）。国民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长也有降低趋势。1986～1990年期间，我国gnp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社会总就业增长151万人；但1991～1995年期间，仅为85万人，下降44％。这意味着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容纳较少的就业〔26〕。 　　表5社会总投资增长和就业增长（1985～1994） 　　资料来源：投资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145页，《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33页；就业数据见表2. 　　表6中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投资和非农业就业的增长（1993～1994） 　　与上述两个新变化并行的，是我国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强大惯性。在原有模式下，资源可以倾斜式地流向计划当局认定的“重点产业、部门和项目”，但无法顾及资源的真实成本、机会成本、综合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其后果，资源配置背离经济要素的相对市价，导致经济效益低下。这个计划模式虽然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我国要素市场发展滞后，投资体制改革滞后，仍然是基本事实。一个可观察的现象是，资本利息和劳动力价格还是存在制度性的歪曲。通常而言，国家商业银行的利息偏低而国有部门劳动力价格偏高。因此，投资的资本密集倾向在微观水平上是理性行为。新一轮重工业化在这样的体制环境里进行，不能不对就业形势产生消极的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体制惯性使社会总投资的大部分投向了就业效应弱的部门。以1993～1994年为例，每新增百万元总投资平均可增加26.7个就业机会。但部门之间的差异很大：国有部门每百万新增投资增加就业17.7，外资8.6，城镇集体经济减少142.1，农村集体减少91.8，联营减少31.5，其他减少75.8，分别低于平均水平，甚至增加投资的就业增量为负；具有较高就业带动的有城镇个体经济（261.7）、农村个体经济（175.6）、股份经济（37.9）和港台澳投资经济（27.7）。但是同期社会总投资的分配，第一组低就业增加的国有、城乡集体、外资、联营和其他，共占总投资的73.58％，而就业带动大的第二组城乡个体、股份经济和港台澳投资经济，只得到总投资的26.42％。十分明显，稀缺的资金更多地投到对社会就业贡献小的部门（见表6，表7）。 　　表71994中国不同所有制部门占新增投资的份额 　　上述三大因素，即国有企业加大改革力度、国民经济新一轮重工业化和原有计划模式的体制惯性，一起限制着城镇就业需求的总规模。相对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和后备劳动供给在城镇的集中，近期我国将可能面临一个城镇就业需求严重不足的局面。劳动经济学家发出警告，一个新的失业高峰已经到来并可能持续到“九五”末期〔27〕。由于长期隐性的失业问题可能在近期内表面化，由于问题可能集中在作为国民经济新增长轴心的城市，由于城市就业方面新的严峻形势与改革深化相联系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因此有必要清醒地估计到：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流动不可能保持直线“大推进”的势头。 　　在一个时期内，城乡劳动力之间前所未有的质量竞争，将取代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数量扩张，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最突出的现象。 　　二、教育、培训和农民获得新就业机会的能力 　　（七）收入差别和农村劳动力流动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农村各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当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虽然有广泛的社会呼声要求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缩小这些差别，并且政府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调节各种收入差的目标，我们认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