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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相亲节目流行的哲学解释与反思 张立达 内容摘要：本文以电视相亲节目流行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来解读现代人的生存矛盾。所探讨的中心问题有：相亲这种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内容，为什么能够转变成诱人积极投入的公开展演？其中的参与者和观看者，在其中是怎样体验自己生活意义的？人们参与或观看节目的行为及其体验，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又会对人造成怎样的影响？笔者指出，相亲节目流行的最终原因是现代性背景下人们生存意义的迷茫、焦虑与渴求，它既体现着人们对生存意义的积极追求，同时又造成了更深层的自欺。驱除自欺，必须依靠对人之生存矛盾的必然性、绝对性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相亲节目，现代性，生存意义，对象化，自欺 近年来，各地方卫视台的相亲交友节目已经成为了一道异常亮丽的电视风景线，坚挺的收视率和火爆的话题度使其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对此，学术界已经开始了关注和研究，不过论题主要集中在节目所体现的择偶观、两性关系，以及节目的展现方式。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还并没有切入该文化现象的本质要害，就电视相亲节目流行这一现象来说，它值得人深思的本质问题乃是：一种原本属于私人生活的内容，为什么能够转变成诱人积极投入的公开展演？其中的参与者和观看者，在其中究竟是怎样体验自己生活意义的？对社会而言，人们参与或观看节目的行为及其体验，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又会对人造成怎样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专门以收视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作为研究个案，寻求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一 面对现象，我们最先、最自然地会面对的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愿意上相亲节目？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联系婚介机构，参加相亲派对，都可以达到找到异性朋友的目的，那么是不是电视节目在这方面就更有效呢？很容易发现并非如此。 电视相亲表面上最明显的好处是突破了生活中狭隘的交往圈子，可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选择对象。但问题是，可选范围大并不意味着相亲成功率就高，何况所谓的“全国范围”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抽象的范围，男嘉宾在场上只能面对24位女嘉宾，并没有更多选择。而且，电视节目的形式对于相亲还有诸种不利因素：其一，男女双方互动时间太短，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女嘉宾往往只能根据过于细微的信息作出根本性的抉择（灭灯），结果是许多优秀男生失败离场，一些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场下又很快分手。其二，即便牵手成功，俩人也很可能来自不同城市，异地恋爱自然要遭遇更多不确定因素，面对更多困难。其三，节目的某些规则设置也对嘉宾不利，比如女嘉宾对一个人灭灯之后就不能重新亮灯。可以说，论配对效率，电视节目远比不上低成本的同城相亲派对。 那么，能不能说上节目的嘉宾是以出名为目的呢？显然存在这种情况，但如果说所有人都这样，那就是做了一个过于武断，而且无法实证的判断。有许多嘉宾为人单纯、朴实，很难将“自我炒作”和她（他）们联系起来。因此，嘉宾们上节目的原因必须做更深入的探讨。 遵循现象学方法，笔者将从电视节目本身的现象实情出发，在对传统的私下相亲和电视公开这两种生活实践情境、实践方式的比较中，探求那隐秘的，甚至可能不为当事人自觉的原因。显然，两种相亲方式直接呈现出两大区别：一是从私下转向了公开，转向万众瞩目；二是交往对象的来源从日常生活的小圈子转变成了全国性的大范围，对象的素质也可能相对更高。总结为一点就是：从日常生活的情境转变成了超越日常生活的情境。 赫勒在《日常生活》中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P3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仅限于个人生存活动直接触及的范围，不包含必须通过集体实践来运作的社会宏观领域，但是构成了后者的基础。日常生活以“日”或其它时间单位为周期循环往复，个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是以既定方式延续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本身，其活动按照对于延续生命的具体功能来不断重复。因此赫勒指出，这是一个“占有‘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的最典型的领域”。[1]P125 之所以是对象化的，是因为人不像动物受制于生物本性，不存在先天必然的行为根据，也就只能通过后天实践活动所确立的对象来将作为自身类本质的自由创造性加以客观化，从而自我建立起自己行为的根据。在无根据性、不确定性中建立自我规定性，这就是人生存意义的本质规定。所谓“自在”，意味着虽然这一领域的具体内容可以被人的目的性活动所改变，但其存在形式“却是作为‘给定的’秩序而矗立于每一‘个人’面前。……‘自在的’领域是必然性的领域。”[1]P127 给定性也就意味着强制的、非反思的一体性，意味着非对象化，这就是人之存在的具体内容对其一般形式和理想本质的拖累和否定。例如我在超市里挑选苹果，其中必然包含着我主观能动的观察和决断，但在进行表层的决断时我并不会对自己依赖的评价标准进行深层反思，这种深层标准就是作为一种“给定的”、“必然的”秩序在不自觉中支配着我。这种秩序在日常的长期重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