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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孕育了宋氏家族 　　宋氏家族7位后人在2013年11月初聚集复旦，参加由复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宋氏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变迁”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揭开了许多尘封已久的历史，其中，宋庆龄、宋子文档案将再度解密。 　　在近代中国，当提及显赫一时的家族时，人们马上想到的一定是宋家。1931年7月23日，倪桂珍女士在青岛仙逝。宋母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国，其讣告署名为：孤哀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孤哀女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婿孔祥熙、孙文、蒋中正，孙女琼、曼、瑞泣叩。 　　子、女、婿中有如此显赫地位的母亲，可谓近代中国绝无仅有。而这些子、女、婿对中国近代构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近代自晚清后的历史波澜起伏、峰回路转，无不与这些人的政治足迹息息相关。他们成为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人物。 　　宋家缘何名人辈出，是许多史学家、文学家的心中之谜。然而，如果我们现在再写一部《宋家王朝》的电视连续剧会发现，多数场景聚焦在一座城市——上海。上海，曾经是宋家成员活动的主要舞台。从宋耀如回国、到宋庆龄留学回国，即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三十余年间，是上海城市开放、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上海独特的海派文化孕育、成型的鼎盛时期。在清末，清政府管不了上海，传统思维束缚不了上海，上海思想活跃、风气开放、文化繁荣，这正是宋耀如事业开展、宋氏姐弟成长的时代。到了民国，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还有其他人当总统的北洋政府，谁也治不了上海，又都离不开上海。上海富有、开放，这都为宋家成员接受教育、张扬个性、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 　　可以说，特殊的海派文化格局孕育了中国的第一家族，宋家其实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 　　求学经历 海派烙印 　　如果我们看一看宋耀如6个子女的出生地及其求学经历，就会发现深深的海派烙印。6位子女仅长女宋霭龄在昆山出生，其后也在上海长期居住、生活，而其余5人均出生在上海。可以说，到了宋家的第二代，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史料显示，6名宋家子女均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上海话。 　　再看他们的教育。宋氏三姐妹均在上海就读于中西私塾（马克蒂耶女校），随后赴美国卫斯理女子学院留学；宋家三公子均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同学中有顾维钧、荣毅仁、陶行知、林语堂、张爱玲、贝聿铭等，随后，三公子分别赴美留学，其中，宋子文、宋子安均毕业于哈佛大学，宋子良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 　　20世纪初的上海，中西融合，兴办教育风行。当时，上海开办了许多风格各异的女学，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开拓、社会风气的开新，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而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其前身是圣约翰书院，后来成为上海乃至全中国的英语学习中心，社会上有“圣约翰英语”之说。上海的一些富家子弟，亦有留学海外的传统。显然，上海的教育文化，成为宋家6个子女成长的基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熊月之认为，宋庆龄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她在中西私塾读书时期，当时她10岁至16岁。这所女校走精英教育路子，学生人数不多，1903年，学校只有两个班，一班14人，一班16人。从学生章程看，有三门课是自始至终必修的，即英文、算学与圣道（宗教），高年级时开始有地理学、天文学、历史学、化学等课程。章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但是否入教由学生自主决定。章程还规定学生年满13岁必须住校，并对学生衣着、床上用品都统一要求： 　　“学生铺陈，皆须照本塾式样名目，新制全套，专留塾中应用，直至不再入塾，方可携归。其式样名目如下，若能亲自来塾，阅看一过，更妙。 　　计开：大红绒毯一条；被子一条，长六尺阔四尺半；褥子一条，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 　　严格的办学，重英文，重宗教，重科学知识，重独立人格，中西私塾的这些特点，对于宋庆龄素质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据章程，宋庆龄至少从1905年起是住在学校的。住校，离开父母生活，这对于她独立人格的养成，也十分关键。 　　宋氏三姐妹，性格、志趣各有特点，差别很大，但以下四点是相同的：聪明、自信、独立、坚强。这些特点既得自遗传、天赋，更与后天的教育有关，与健全的人格养成有关。受美国文化影响，宋耀如对女儿的教育很重视，即使她们在美国留学，也经常会写长信教育她们。倪桂珍出自传教士家庭，也使女儿们自小接触西方文化。追根溯源，宋家第一代的教育习惯，与近代上海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有关。 　　宋耀如对子女的教育观，源自海派文化中的教育理念。宋家教育强调基督平等博爱思想和民主精神，又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维，不以成就一己一家为满足，而以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为目的。宋耀如经常带着孩子们参观印刷厂、面粉厂、纺织厂，让他们开阔视野，了解社会。 　　倪桂珍对子女“严厉刚强”，而绝无“优柔善感”，是6个子女人生之旅的精神港湾。宋美龄回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