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卫生教研的坚守者.docVIP

职业卫生教研的坚守者 　　王生，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在职业卫生科研领域坚守了42年。作为一名坚守者，王生有一个愿望：“现在最想看到的就是，职业卫生领域能够一天一天变好。” 　　2011年，由于研究成果在国际职业和环境医学领域获得广泛认可，王生被拉马兹尼科学委员会（Collegium Ramazzini）遴选为该院院士。拉马兹尼科学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科学组织，于1982年成立，致力于职业与环境医学中对于疾病预防和健康关键问题的科学研究，其宗旨是推进职业与环境卫生发展，促进公众健康。入选该组织的成员必须是世界范围内职业卫生及环境卫生领域知名的科学家，并在该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目前，该组织已在世界范围内40个国家遴选出120名院士，王生就是其中之一。 　　王生，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截至2012年，王生已在职业卫生领域工作了42年，发表了260余篇学术论文，撰写了教材、专著30余部，获得了科技成果奖多项。 　　对于职业卫生的定义，王生认为：“职业卫生是就是工作条件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以及改善劳动条件预防职业病。” 　　8年基层工作立志愿 　　1965年，王生19岁。抱着济世救人的梦想，王生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学业还未完成就被直接分配到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当时想愿望是实现了，但5年过后，变化又发生了。” 　　因为主修专业为卫生学，王生被调到了甘肃职业病防治院工作。由于职业病防治院是省级医疗机构，在设备和医疗技术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加之甘肃省境内煤矿行业多，大大小小的煤矿数不胜数，每天都会有很多病人排着队来就医。王生自从加入这支队伍，就开始了两点一线的生活——医院到施工现场。“那时候每年都要三四个月到煤矿巡诊，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每一位工人进行体检，并将消息反馈给企业，叮嘱企业早日送重点病患就医。” 　　20世纪70年代，道路交通很不发达，而一些较小的煤矿又分布得比较零散，有时为了深入到煤矿，王生所在的医疗团队要沿着盘山小道一步一滑地往山的另一头翻。体检时，王生曾遇到工人已经达到尘肺的Ⅱ级标准，却还憨憨地对着自己笑，并且依旧鼓足干劲地要去干活，这给年轻的王生带来了很大触动。“我立即与企业联系，要他们马上安排工人停工，赶快送往医院。” 　　体检结束，他还要忙着照料收治进来的病人，“8小时3班倒，一天24小时，有时都分不清自己在上哪一班。”由于职业病防治院规模有限，病房的最大许可容量总是远远低于病人的需求，对于矽肺病人来说，冬天是最不好过的季节，寒冷的空气总是让他们的呼吸越发困难。“冬天对于医护工作者来说，也是最大的一个考验。”王生回忆道，“冬天最怕的就是矽肺病人感冒。”一次值班时，王生接到通知，一个病人因为感冒病情突然恶化，要紧急抢救，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往病房赶，注射强心剂、抗感染药物……“早就知道矽肺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治疗只能暂缓病情的恶化，死亡也是件预料当中的事，本以为是常态的事情，但每一次经历还是会十分痛苦。”说到这里，王生顿了顿，“经历太多生死，如今我常在思考如何能够减少职业病患者？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做？” 　　通过8年基层实践，王生意识到，只有把疾病预防做好，才能从源头解决职业病救治难的问题。1978年，王生带着新的信念，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顺利被录取。 　　变差距为动力 　　又一次回到校园，王生本想致力于矽肺方面的研究，但是导师却给了他另一个研究方向——噪声。 　　王生主动与导师交流，得知在国际上噪声已经是一个突出的职业卫生问题。为了弄清楚噪声的危害，在导师的介绍下，王生利用课余时间先后去了多家纺织厂，进行实地测评。“当时的国家标准限值和现在一样是85dB，但是到了纺织厂才发现，工人工作环境噪声实际是90dB，最高的能达到110dB。在另外一些工作场所如球磨机旁，噪声可达120dB。在90dB的噪声下，人与人之间交谈就十分困难。记得当时那家纺织厂的一些工人已经出现耳聋的情况。”王生回忆说。 　　1984年，王生争取到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刚到美国他就主动提出想到纺织厂、汽配厂参观学习的请求。“最初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上，国外对于学习交流还是有一定的保留。”最后，通过多方面协调，王生顺利参观了几个企业。“在汽配厂里，噪声问题也同样存在，但与国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工人人手一副耳塞。”在其他企业中，王生看到了更多的防护装备，所见所闻让他认识到这不仅是防护装备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管理方式、人员意识、法律制度的影响。随后，王生就对美国的法律、管理规程、培训资料做了研究，所有相关的法律摞在一起，王生打趣地说：“不是堆积如山，而是鳞次栉比的山脉。美国的法律处罚力度每个企业都吃不消，这也督促他们做好先期的预防工作。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