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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理论为视角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反思 　　摘 要 本文主要以马克思理论为视角，希望对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进行反思和追问，借以从哲学基础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进行阐述，使其更加符合社会现实与理论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理论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100-02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是一项久受争议的刑事诉讼理论问题，其理念、意义、方法等都曾经受过不同学者的各项深入分析。但笔者认为，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认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审视，很多学者对我国现行证明标准的批判还停留在操作性的层面，笔者希图通过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基础对我国证明标准进行一个重新的认识。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 　　证据，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是“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第158、160、168、172、195条分别规定了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查明身份时、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时、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经过2012年的修正，对何为犯罪事实清楚的问题仍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对于证据确实、充分，却作了一定的具体化论述，在修订后刑诉法第53条中加强对证据确实、充分的限制。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承认世界的可知性，认为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并可以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达到客观真实，这是我国证据制度对刑事诉讼证明的要求。因此，从查明事实真相的角度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法传统理论认为我国没有规定自由心证原则，也不需要规定此原则。 　　而现代西方国家的证据制度，实行证据裁判主义和自由心证主义，对不同诉讼和同一诉讼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都进行了明确规定。美国不仅根据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特点规定了不同证明标准，其对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也规定了不同的证明标准，体现了不同种类的诉讼、同一诉讼不同程序的证明标准达到不同程度的内心确信，保证了在股权诉讼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达到法律真实。西方诉讼的各项证明标准是基于西方近现代诉讼的辩论时诉讼制度和自由心证制度之下的产物。 　　三、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辨析 　　（一）证据的含义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原刑诉法规定：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现行《刑事诉讼法》却将证据的概念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 　　笔者认为，正如我国一些学者所说，如果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就是证据的话，那么，在我国刑法的“伪证罪”之中，做出的虚假的证明就都不能被称为证据了么？笔者认为，证据当然应该是一种“事实”，而这种“事实”应当指：一种主观或者客观的物质。证据可以是客观事实，例如物证、视听资料，但也可以是一种主观的事实，例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如果不是一种“事实”它就无法被质证、被裁判。但是，这种“事实”反映的却不一定就是与真实的案件情况，如果所有的证据都能符合案件情况的，也就不存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问题了，在逻辑上只要把证据进行简单拼凑似乎就可以得出案件的客观事实了。 　　笔者认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概念的调整，虽然是在“事实”向“材料”的具体论说上有了一定改进，但尚未抓住重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才是我国证据认定的关键问题所在。因为证据可能证明的事实并非是案件事实，可能只是经过变化、经过各种加工之后的与案件相关甚至无关的情况而已。 　　（二）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辨析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豍 　　如上所述，不论是学界还是在法律规定上，均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在立法上，似乎对此开始有了进一步探索，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即是明证。现阶段，我国法学总体认为，我国的证据制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承认世界的可知性，认为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并可以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豎由此而得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要求达到客观真实。同时，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还有学者提出了有关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二元学说，认为我国诉讼历来追求的是客观真实，这是一种终极目的、司法理想，但从实际情况考量，应当逐渐转向追求法律真实。豏 　　笔者认为，依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我国刑事诉讼进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