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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失衡下的“米德冲突”与中国化解之道 　　摘 要：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复苏的同时，国内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顺差并存导致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冲突问题也日趋严重，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独特现象。根据丁伯根原则和导致内外失衡的深层原因，中国应从建立对冲机制、调整信贷结构等方面着手来化解现阶段的“米德冲突”问题。 　　关键词：内部均衡；外部均衡；“米德冲突” 　　中图分类号：F8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165-02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持续在复苏的轨道上运行。但随着经济的较快回升，特别是从2010年年末开始，中国也出现了物价快速上涨、通胀压力上升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在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美元贬值和短期国际资本涌入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压力倍增，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中国独特现象，内外失衡问题严重。 　　一、“米德冲突”与中国现象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1951）提出，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是一国宏观经济政策要达到的两个重要目标，其中，内部均衡主要是指国内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外部均衡则主要是指国际收支平衡。米德进一步指出，若要维持汇率稳定，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会出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具体而言，当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经济萧条并存，或是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政府都会左右为难：在第一种情况下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的措施会使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在第二种情况下采取降低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会使国际收支顺差进一步增加。这种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的问题，被称为“米德冲突”。 　　过去十年间，中国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分别是在2003年和2007—2008年期间，而本次金融危机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的“米德冲突”现象则尤为典型。该阶段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储蓄率过高以及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结构性的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尤其是经常项目的顺差持续扩大，2012年的贸易顺差已升至2 311亿美元，外汇储备则高达3.31万亿美元。可见，此次中国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较前两次更为严重。 　　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独特现象。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名义汇率启动单边升值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止，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2%。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暂时停止升值。2010年6月开始，人民币名义汇率重新启动单边升值，截至2013年7月底升值幅度接近9.5%。依照正常逻辑，国内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会促使国内居民将本币替换为外币，并使得本国产品昂贵，刺激人们增加进口，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亦上涨，国内投资者将资产投资转向国外，从而导致外汇需求增加，本币需求减少，人民币名义汇率本应贬值（即对内贬值应伴随着对外贬值），为什么反而升值？除了国外各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实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国内居民海外投资渠道不畅等因素之外，我们可从内外均衡之间的传导机制出发来分析其深层次的原因。 　　二、内外失衡的相互作用机制与原因分析 　　（一）内在原因——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 　　就内部均衡而言，在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10万亿信贷投放、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改善民生、稳定出口等一揽子刺激政策，在促进中国经济较快复苏的同时，也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形成了“需求推动型”通胀。而且，相对于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国内消费则远远落在后面。就外部均衡而言，出口过快增长源于国内供给大于需求，在消费不足所导致的内需不振以及投资膨胀所导致的产能快速扩张的双重作用下，部分国内商品从国内市场被“挤出”到国外市场，而部分进口商品也从国内市场被“挤回”到国外市场，从而导致国民收入由于国内吸收不足而剩余的部分，通过净出口的方式输往国外，造成中国大量顺差。 　　可见，中国经济现阶段的内外失衡具有一个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国内消费不足，通过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必然使得生产过剩加剧，而过剩的产品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国外市场，导致出口增长过快，贸易顺差增加；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外汇，汇率低估，更进一步刺激出口，国际收支失衡加剧；顺差的持续增加，使得外汇储备激增，由外汇占款导致的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相应增加，通货膨胀加剧，国内失衡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增加、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不仅直接引起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起热钱流入。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