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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现代性的建构与“中国模式” 　　摘 要 金观涛先生的《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和《开放中的变迁》两本书运用“超稳定系统”假说，体现了一种系统演化论史观和大历史观，并且具有严密清楚的逻辑分析结构。前者是其对现代性此类宏大问题的解剖，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构建能力。后者用超稳定结构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提出了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 　　关键词 现代性 超稳定系统 中国模式 　　作者简介：张潇予，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64-02 　　金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后长期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任教，著作也都是在港台完成。因为并不处在中国大陆，所以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土生土长大陆学者的一些局限性，能够更加客观和公正地看待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而其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析也集中体现在《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之中。 　　金先生作为研究现代性和现代化进程的著名学者，对世界层面上现代性的形成和中国本土现代社会的产生都有较深的研究。其对世界层面上现代性的认识形成了《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本书，而对后者的认识形成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一、两本书的共同之处 　　这两本书虽然论述的范围不一样，一个是世界角度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起源，一个是中国特定情境下现代性的产生，但其还是有共同之处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本书都遵循“超稳定系统”假说 　　“超稳定系统”假说最早是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中提出，用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王朝更替的内在历史动因和演化机制。《开放中的变迁》继承了《兴盛与危机》中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假说，用该假说来探讨了1840-1956年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变迁，诠释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结构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该假说认为存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这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的过程。中国社会也从最初的“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一体化”发展到“毛泽东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 　　如果说《开放中的变迁》是“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在中国近现代史分析上的应用，那《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则是该假说在西方历史上的投射。 　　（二）两本书都体现了一种系统演化论史观和大历史观 　　系统演化论史观在《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作者运用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演变史来论证现代性的产生，认为现代社会是政治、经济和现代价值系统耦合的结果，现代政治共同体在这种耦合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而在《开放中的变迁》的分析中，金先生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子系统存在着强耦合，意识形态内容的变迁和与它相关的社会组织解构存在着互动关系。 　　大历史观是与系统演化论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系统的分析，所形成的只能是一种大历史观。它能使我们超越时代近视和意识形态的屏障，获得一种历史洞察力的解放。研究视野的大小对于一项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两本书的论述中都有着严密清楚的逻辑分析结构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中的逻辑结构即为现代社会在两个层面上的建立，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群。每个层面上都有相对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三个子系统，正是这三个子系统的互相耦合和演化，使得现代社会不仅在单个的民族国家内部得到了建立，还在世界共同体的层面上确立。而《开放中的变迁》的逻辑分析结构则为超稳定系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被动开放中的变迁过程。金观涛假定这个超稳定系统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其中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由最初的儒家意识系统转变为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的一体化由最初的封建专制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而每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子部分，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经济形态，这三个子系统是相互对应的，比如儒家意识形态所对应的就是封建社会三个等级的政治结构，和地主经济形态；毛泽东思想对应的则是共产党的统治和计划经济。以上是这两本书中所蕴含的逻辑分析结构。 　　二、现代性构建的路径分析 　　现代性的构建，亦即一个国家社会转型的过程，是指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欧美国家大都已经经历了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从清朝末年开始，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但仍处在这个转型之中①。回顾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建构现代性的过程，或许能够对我国现代性或现代文明秩序的建立有所启迪。 　　欧洲现代新文明形态的构建与启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启蒙运动首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宗教改革、宗教世俗化和教皇革命，理性、法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