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医生杨旭：不需要感谢，只需要理解.docVIP

急救医生杨旭：不需要感谢，只需要理解 　　“你尽力了吗？”病人母亲时隔5年的这句带着愠怒的逼问，至今仍让120急救医生杨旭先生难以释怀。 　　在他面前的这具年轻的躯体，送来时就已开始僵硬，在医学上已没多少抢救意义，但他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在不算炎热的清晨，他已经几乎跪在地上，衣服被汗水浸透。此前，他刚刚度过了一整个夜班的不眠不休。 　　终于，病人母亲的这句质问，让他的体力和精神都超出了负荷。他停了手，告诉家属“对不起，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抢救了，还是送急症室吧”。 　　抵达医院的急诊科之后，急诊科医生看了一眼，不耐烦地甩了一句话：“（人都这样了）你送我这来干什么？”刚刚还不依不饶的病人家属听到这句话立刻安静下来，带着病人回家，只剩下杨旭和担架工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在北京6282公里长的街道上，运营高峰期同时有100多辆120急救车在路上奔跑。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呼吸心跳骤停后，脑细胞会在4分钟之后开始不可逆的死亡；而重度创伤，现场抢救的“白金时间”只有10分钟。急救医生夹在医院和病人之间，他们必须在做出专业判断的同时，直接应对每一位病人家属的愤怒、痛苦、质疑。 　　“在院前急救当中，我们的车组人员是弱势群体。”30多岁的杨旭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病人去医院）医院是主导的，他就是弱势，但是往往在家里头，他是主导，在家里面，可能（我们）就两个人，可能（病人家属）围着10个人，甚至更多，你就是弱势群体。” 　　杨旭工作了15年。在这段时间里，北京的人口几乎暴涨了一倍，城市扩张，拥堵的车流，复杂的车道，不断变化的街景，为院前急救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医患关系的摩擦常常起始于急救车的迟到。理想的状况是：120接到患者的电话，做出基本的病情记录和地点判断之后，2分钟之内转接到最近的急救中心，急救车车组按下出车的标识，急救车出动，与患者或者家属进行进一步联系，最终抵达患者的位置，开始抢救。 　　但现实往往不这么单纯，尽管街道已经尽可能地拓宽，但是急救车仍必须和更多的车流竞争，应急车道――作为发达国家的常见措施，在中国却往往“水土不服”。《道路交通安全法》尽管规定了应对急救车要及时避让，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观念仍未深入人心，更何况在上下班高峰期，即使有心避让，也要面临违章的风险。 　　城市拆迁造成的复杂路况也为他们造成阻碍。杨旭某一次半夜出车，中途跟患者突然失去了联系。他们找到了某个胡同，已被拆了一半，而患者所说的门牌号不知所终。在零下15度的冬夜，他和司机一边在寒风里哆嗦，一边跺着脚想办法。在狭窄胡同里绕了3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拦截到了一个上早班的人，确定患者位置时，已是凌晨4点。 　　另外一个问题是急救车的紧张。人们越来越明白120的便利性，腹泻、流鼻血、头晕、例假过多，都会打120求助。这些并不是很急迫的健康问题，按规定120同样会安排出车，结果就是急救资源的供不应求进一步加剧。120平均每天接电话近5000次，派出急救车辆千余次，而危重症抢救病例仅占20-30%。杨旭最忙的时候跟同事曾一周7天、一天出车十二三次，也难弥补这个缺口。而救护车一旦未能及时赶到，部分病人家属的焦急便会转为愤怒。 　　有一个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数据是，有八成的急救医生挨过患者家属打。但是杨旭说：“没那么夸张。”“最多就是揪个领子。”“见了面二话不说，咣的一拳，这样的例子现在已经很少了。”另一位急救医生李贝说，打人的有几例，大都是喝醉了或者斗殴。但两位医生都表示，在他们的行医经历里，挨骂甚至轻微的身体冲突是家常便饭。 　　尤其当事发不幸之后，部分患者家属由于对亲人的感情，对现实无法接受，往往会选择急救医生作为自己情绪的发泄口。杨旭的同事曾经抢救过某位肺癌晚期的老太太，尽了最大努力，老太太最终还是去世了。老太太的儿子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你给我救，你必须给我救活，你救不活，你今儿就别出这门儿”。然后回了厨房，拿了把菜刀，就站在医生跟前。 　　但比起挨骂来，对他们专业性的质疑更让他们心凉。急救医生不在医院上班，在许多人心中，他们就不属于医生，纵然他们跟医生拥有同样的学历和职称。患者家属对较为年轻的院前医生，多习惯以更挑剔的眼光去对待。院前急救甚至会被一部分家属认为耽误了送“正规”急症室的时间。一位因得抑郁症而自缢的老太太，家属是一名急诊科的护士，甚至指着120派来的医生说：“你们是专业人士吗？” 　　“很多人把我们当成‘大白出租车’。”杨旭说，“只负责把这病人从家里给我送到医院，完事儿。”这辆车的目的地，也会成为争议：急救医生考虑的是急救时间、病房容积率、医院是否有专业科室。家属更希望送到有名气、有医保或者有熟人的医院。 　　面对种种质疑，大多数医生都练出了一身应付的本事。在杨旭看来，对于急救医生而言，弥合医患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