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改革“撑船过河”.docVIP

试验改革“撑船过河” 　　前不久去世的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H.科斯，为中国经济改革写了一本《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美国《时代周刊》曾说，邓小平主演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传奇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科斯写这本书，显然是想找出这个故事成功的背后逻辑。 　　他找到了吗？他至少摸到了“边缘”。 “边缘革命”与休克主义 　　在科斯看来，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功的主要秘诀，是上下互动，或者说政府与“草根”互动，推动“边缘革命”发生。对“边缘革命”，作者没有下正式定义，只是给出如下表述：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真正的改革先锋不是拥有各种特权并被奉为社会主义‘掌上明珠’的国营企业，而是那些落后的、被边缘化的群体。正是这些处在中国社会主义边缘的经济力量成就了一系列变革，将私营企业重新带回到经济体制中，为日后的市场转型铺平了道路。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他所说的“一系列‘边缘革命’”，是指四大“边缘力量”发动的“革命”——1.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单干（安徽）；2.乡镇企业（江苏）；3.个体经济（浙江）；4.经济特区（广东）。这些草根发动的经济试验为什么会被容忍呢？科斯的解释是，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地带，政府认为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政治影响。 　　他虽然没有明说，但这个分析的参照系，显然是苏联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也称“休克主义”，被《休克主义》一书作者（加拿大女作家娜奥米·克莱恩）定义为这样一种变革模式：利用最初的灾难——政变、恐怖攻击、市场崩溃、战争、海啸、飓风——使全国人口在极短时间陷于集体休克之中，也就是失去自主集体意识的状态中，进行经济制度的迅速变革，实现民营化或私有化。 　　科斯没有对比边缘革命和休克疗法，更没有探究为何中国没有走休克之路。他对边缘革命也没有进行经济学分析，更没有进行哲学探究，基本上属于描述性概念，而非经济或哲学概念。只是匆匆提到，“80年代的中国政府比之前更加推崇实用主义”。把中国改革哲学只归结为实用主义，也有简单化之嫌。尽管有这些缺陷，他的这部著作，对中国变革的解释，比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的同类作品更好。 “边际改革”与“两双法” 　　从经济分析角度，我更愿意将中国初期市场化改革称为“边际改革”。所谓边际改革，是指这样一种改革，它的成本接近于零，收益趋向于极大化。用日常语言来说，“边际”就是不改，情况会更糟，改了，只可能好起来，不可能再坏下去。比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按血手印要单干，不这样做，会饿死人；做了，就会有饭吃。再比如深圳，靠近香港的边陲小镇，逃港者地狱与天堂的边缘，逃港成功是天堂，失败，不是在海里淹死，就是被军警抓回来判刑。在这个小镇对香港开放来料加工，只会让它好起来，不可能让它坏下去。结果，深圳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迹：1980年，深圳镇人口只有3万人，33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中国大陆仅次于北上广的第四大城市，2012年常驻人口1054万。有史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有如此惊人的成长速度。 　　边际改革，被邓小平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河边改革”。“河边改革”在这里有双重含义：一重是对被排挤到边缘地带、在生死边缘挣扎的边缘人口而言，允许下河摸鱼，当然只是在河边，这个河边，对小岗村的农民而言，就是单干田；对于深圳镇蛇口居民而言，就是来料加工工厂。这些是自发的草根探索，为的是“甜头”。另一重是对政府决策人员而言，是下河摸石，是自觉地摸索过河的路径，是政府行为，为的是“领头”。甜头加领头，就是边际改革的精髓。甜头就是效益优先，好日子先过，领头就是将有甜头的改革复制推广。 　　中国边际改革的操作方法，是“两双法”。两，是两试法，试点与试错；双，是双轨制，存量与增量。并不是所有改革都先有甜头，比如国企改革，企业职工首先尝到的，可能是苦头：下岗；再比如价格改革，消费者首先尝到的，也可能不是甜头，而是物价上涨。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样的改革如果快速全面铺开，失败了，代价大，社会容易震荡，甚至无法收拾。用特区或开发区的方式试点外国先进经济模式，错了，代价小，成了，收益大。用双轨制方法改革价格与产权，稳定存量基本面，改革新增边际量，新轨成功，再逐步扩容，最终把旧轨并入新轨。 “试验主义”改革哲学 　　边际与两双法改革道路所蕴含的改革哲学，与休克主义大相径庭。这种哲学我肯定不愿意将其称为“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真理学说，不是行动哲学。为了方便，暂时称为“试验主义”吧。休克主义对人的理性假设，没有摆脱全能主义，认为人是全知全能的，只要把国人打晕，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都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