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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大后还能再读的童话 　　很多读者认为，《丑小鸭》只适合给富有幻想的孩子看，成人是无法从中获得道理的。《丑小鸭》给了读者一个“死结”：丑小鸭本来就是天鹅，他变成天鹅不是努力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个观点至今仍代表了不少师生的想法。他们认为，《丑小鸭》除了语言的诗意、幽默之外，再无其他意义，的确是一个长大后不能再读的故事。 　　笔者以为，他们忽视了文本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在这些意蕴中成人仍然可以感受到深沉的审美享受。 　　一、故事整体情节的象征内涵 　　丑小鸭的故事象征了身处逆境的“异端”天才的成功突围。 　　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天鹅都是高贵的象征，而鸡鸭都是凡庸的象征。然而，高贵的天鹅出生在凡庸的鸡鸭群中，就成了可怜的“异端”。排斥异端是人类的天性。哥白尼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敢发表自己的“异端”观点，布鲁诺更是为自己的“异端”观点而葬身火海。丑小鸭的高贵是凡庸的鸭群无法理解的，他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他的异端：“太大”“又大又粗”，和所有的鸭子都不一样。以鸡鸭的审美标准来衡量，他无疑是一只很丑的鸭子。更悲哀的是他没有同类，是鸭群中唯一的“丑小鸭”。因而“鸭儿们啄他，小鸡打他，喂鸡鸭的那个女佣用脚踢他”。唯一给予过丑小鸭爱与宽容的鸭妈妈也在强大的群体压力下放弃了对他的呵护。小鸭――小天鹅，这个天生贵种遭遇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他无法立足于生养他的世界了。 　　身处逆境的异端天才能否成功突围取决于他能否逃离恶劣的环境。 　　丑小鸭的苦难源于本是天鹅蛋落在了鸭窝里，他的一切苦难都来自于恶劣的环境。丑小鸭的故事就是关于逃离的故事。他先是被动地逃离，而后主动地逃离。起初他的逃离完全是出于本能的被动式的流浪，他在内心仍然渴望鸭群能收留他。因此对野鸭们“恭恭敬敬地行礼”，对大雁的冷嘲热讽默默忍受。丑小鸭完全接受了环境给他的评价：我的确非常丑。如果不是猎人的枪声，丑小鸭一定会加入愿意接纳他的雁群。以丑小鸭在鸡鸭群中的遭遇为参照，丑小鸭在雁群中也一定是被嘲笑的对象。此时的丑小鸭自卑到极点：“我丑得连猎狗也不咬我了！”丑小鸭的成长要感谢这个暂时给他安慰的农家小院。农家小院无疑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庸俗势利的象征。但是，如果没有农家小院给丑小鸭带来的安全与温饱，他就不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游泳，去感受新鲜空气和阳光。当他的追求遭到否定与讽刺后，他决定主动离开带给他安全与温饱的环境。他又重新开始了充满未知、充满危险的流浪。他在广大的世界里发现了让他兴奋不已的美丽鸟儿，他也在广大的世界里与冷秋、寒冬搏斗。丑小鸭的悲惨遭遇在春天即将到来的寒冬迎来了尽头，好心的农民救活了被冰冻的他，他也最终从被视为异端的世界里成功逃离，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归属――天鹅的世界。实现蜕变的丑小鸭的确是孩子们称赞的最美的天鹅。他的美是由内而外的。和其他天鹅相比，他历经磨难，因而他更坚强;他曾经是人见人欺的弱者，因而他更谦卑，更悲悯;他饱经辛酸，因而他更幸福。宁可高贵的死，不愿屈辱的生。他为美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更使他成为白天鹅中的白天鹅、高贵中的高贵。 　　很显然，丑小鸭的故事象征了身处逆境的“异端”天才的成功突围。与庸众相比，高贵者永远是少数。人类排斥异端的天性往往使高贵者面临恶劣的生存环境。不论古今，但凡成长为“白天鹅”的高贵者都经历了与恶劣的世俗环境决绝的过程。屈原不愿意“随其流而扬起波”，不愿同世人一起醉生梦死，屈原才成为屈原;陶渊明宁可让自己和家人一起忍饥挨饿，也要告别污浊的官场，陶渊明才成为陶渊明;李白告别庸俗糜烂的宫廷，吟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高歌，李白才成为李白。与庸俗环境的决绝，是成就高贵的必要条件。丑小鸭的故事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 　　然而丑小鸭的成功突围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丑小鸭死于猎人的枪口，死于猎狗的撕咬，冻死在寒冬，那么他就是永远的丑小鸭。丑小鸭的成功诠释了中国的一句俗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功的条件、对恶劣环境的逃离和上苍赐予的幸运缺一不可。丑小鸭和安徒生都是幸运的。并不是所有的异端天才都能从逆境中成功逃离。布鲁诺无法逃离中世纪的野蛮而葬身火海，司汤达生前没有逃离庸众的嘲笑，屈原无法逃离佞臣的诽谤和楚王的冷遇…… 　　中国文化强调人对环境的顺应，所谓“顺其自然”。老子有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挫掉自己的锋芒，解脱自己的纷扰，蕴藏自己的光彩，混同自己于尘垢之中，这就叫作高深微妙的玄同。在汨罗江畔形容憔悴的屈原对渔夫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夫劝道：“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起波？众人皆醉，何不?J其糟而啜其?r？……”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耳畔不是经常响起“你要适应环境，而不是让环境适应你”这样的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