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民心所向”的牺牲.docVIP

一场“民心所向”的牺牲 　　摘 要：文学史上，妓女形象不断变迁，成为古今文人传达思想观念和人生追求的重要媒介，对妓女形象的研究长期存在着男性中心的批评症候。从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出发，从女权主义视角对女性作家笔下的妓女形象进行探视和解读，通过“救赎背后的矛盾”和“女学生和妓女的对立”两个方面的论述对男权社会的虚伪和妓女受到的不公待遇进行揭示。 　　关键词：妓女 女权主义 金陵十三钗 　　一、引言 　　从古至今，妓女形象一直是热门的文学话题。妓女是指“通过性去交换物质的生存条件”[1]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是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放逐的一群人，是社会生活的边缘人;然而在文学中，她们却是被细细描摹的对象，时常以主角身份出现，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娼妓业本质上是男权社会的产物，而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史中这些经典的妓女形象也大都出自男性作家之手。换言之，无论是现实中的妓女，还是文学中的妓女形象，几乎都是由男性一手打造的，以往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妓女形象的解读，也常常从相关的男性作家作品入手。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的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十三位妓女与女学生一起在教堂中避难，最终主动代替女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圣诞庆祝会，亦即一场凌辱和死亡之约的故事。严歌苓以女性的视角和眼光探视着这个故事，以女性的情怀和笔触描摹着十三钗的形象。笔者从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出发，通过“救赎背后的矛盾”和“女学生和妓女的对立”两个方面对女性作家笔下的妓女形象进行探讨，希望可以为妓女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注入新鲜血液。 　　二、救赎背后的矛盾 　　长久以来，妓女都背负着原罪，从事妓女这个行业是她们的原罪，出卖肉体是她们的原罪。无论是自愿为妓还是被迫为妓，她们都必须接受社会对这原罪的指责。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妓女群体就必须通过某种反抗或是牺牲对这原罪进行救赎，文学作品中让人难忘的正面妓女形象多是如此。比如《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深受压迫却坚贞不屈，为摆脱逆境而顽强挣扎，对李甲一片痴情，渴望从良。又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原是秦淮歌妓，却在暖暖软软的香风中，熏出了一些硬骨头，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严歌苓笔下的这一群妓女一出场就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相符：她们活色生香，娇艳无比，有着鲜艳的衣着和诱人的肉体;她们满口粗话，嬉笑打闹，战争的炮火并未打乱她们打麻将的节奏;她们对性的毫不遮掩是令人生厌的，尤其让女学生一个个厌恶得咬紧了牙。严歌苓在塑造妓女形象时无意赋予她们超出常人的见识、品性或是修养，她只是如实地描写她们。一旦读者对她们的粗俗习以为常，严歌苓却缓缓地把这种粗俗剥离，开始克制而忍耐地描写她们的内心世界，让读者感受到除去妓女身份和所在环境带来的言行烙印之后，她们的心性和普通女子一样――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赵玉墨的才情身段足以与大家小姐相媲美，风情之下也深藏着对平凡生活最单纯的向往。 　　在情节设计上，严歌苓并未将妓女与男性并置，而是利用女性作家的天然优势，有意设置了妓女主动解救女学生的情节。整部小说可以分为大小两个场景：一个是战火中的南京，一个是南京城里的教堂。在大场景中，战争的煽动者和参与者都是男性，女性则成为了战火的天然祭品。严歌苓本人就在《金陵十三钗》的《创作谈》中提到：“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总是双倍的。并且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这就是男性游戏――战争之于女性的悲剧。”在小场景中，无论法比、神父、阿顾还是戴教官，几乎每一个男性都在试图从另一群男性（日本侵略者）手中保护这一群女性（女学生和妓女）。但事实上，他们的保护无法阻止事态的发展，真正使这一场聚焦于教堂的保卫战尘埃落定的是女性自己，更准确地说，是教堂里的这一群不受待见的妓女――她们主动提出用自己来交换另一群女性（女学生）的生命。男性亲手将女性置于危险的境地，女性只能依靠内部的牺牲求得代价的最小化。 　　十三位妓女以这种决绝的牺牲完成了从妓女到英雄的转变，她们的悲剧结局也让读者唏嘘不已。然而这看似感人的举动背后却深藏着一种矛盾。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没有主动提出这种牺牲之前，这十三位妓女始终都处于被鄙夷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中，而只有在她们进行了这场牺牲后，她们作为人才得到了正视。换句话说，自从她们有了妓女的身份后，被凌辱、被鄙视、被不齿都成为了理所当然。要真正改变人们的态度，除非她们做出某种牺牲，但这种牺牲却将使她们遭受另一种摧残，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 　　这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交换，这场被赞颂为大义的牺牲，是这十三个妖娆美丽的妓女给的一记耳光，重重地扇向赞扬这种交换的父权制社会，重重地扇在每一个认可这种交换的旁观者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