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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教材建设之伦理萌芽 　　摘 要： 中国现阶段传统翻译教材只注重技能的传授，忽略了翻译伦理的重要性，教材中包含的伦理内容“地理位置”偏僻，内容一带而过。在研究领域，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教材中的伦理建设，出现了伦理萌芽。文章在此基础上建议中国翻译教材建设融入翻译伦理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伦理观。 　　关键词： 翻译教学 翻译教材 职业伦理 　　.引言 　　实施翻译教学，教材建设是核心。近三十年来，翻译教材的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穆雷说的“总是找不到一本合适的翻译教材来用”[1]的形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几乎所有的翻译课教师都认为，在翻译教学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反映新时代要求、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先进教材[2]。根据王占斌（2005）对十余所高校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的问卷调查，66.6%的学生对教学材料不满意。如此说来，中国外语教学界和翻译界理应把翻译教材建设看做当务之急，努力编写广大师生满意的高质量翻译教材。 　　刘季春曾指出：“传统的翻译教材，似乎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可是翻译谬误不少时候却与译者的专业技能无关……在当今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之下，翻译的质量与译者的责任心息息相关。然而，我国翻译教育所缺的正是这一块。因此，新的教材体系的当务之急，宜将翻译伦理（即译者的‘责任心’或‘职业道德’）当做重要的组成部分。”[3]也有学者持相同观点，认为现在为数不少的翻译教材只注重传授诀窍技巧，显得急功近利，忽视了培养译者“伦理观”或“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他们相信新时代的高质量翻译教材有必要将翻译伦理融入其中。 　　2.新时代的要求 　　进入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关注点已经回归到对伦理问题的讨论。2001年，皮姆在《译者》专刊上发文指出“伦理已经成为跨文化和翻译研究关注的热点”[4]。芬兰学者切斯特曼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出当前五种翻译伦理研究模式：再现、服务、交流、规范和职业承诺。其中“再现”指的是原文文本和原文作者的忠实再现；“服务”类比于商业服务，指译者需按需按质完成翻译任务；“交流”强调重视跨文化交流；“规范”意味着要符合特定文化期待；“职业承诺”要求译者履行职业道德，恪守承诺。在国外学者的影响下，国内译界学者也逐渐认识到翻译中的伦理问题。骆贤凤（2009）指出翻译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伦理问题，伦理关系也会发生作用，翻译研究应该重视伦理问题。孙致礼（2007）则借鉴了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结合中国的翻译实际，提出并阐释了译者的五种翻译职责。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的关注点都已转向了译者伦理。 　　此外，在翻译教学领域，翻译职业化的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开展职业伦理教育的议题在翻译教学研究中呼声日高。陈芙蓉和刘浩（2010）提出：单一的翻译技能训练并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的翻译人才，学校应将翻译伦理纳入到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只有译员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念，才能在翻译中对源文化负责，也对异文化负责，既对翻译职业负责，又对自己负责。香港学者周兆祥在《翻译与人生》中写道：“近年来，翻译工作‘专业化’了……译员变成雇佣兵，有奶便是娘，只是为了‘摄食’而打工，看在薪水份上，不喜欢做也得天天照做。”[5]针对这种现象，迫切需要翻译伦理思想的规范和指导。因此，可以这么说，加强翻译伦理教育是顺利实现翻译职业化的必由之路，同时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既然职业伦理教育对于当代翻译教学如此重要，回归伦理又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新转向，那么翻译教材作为教学的核心，理应承担起伦理教学的重任。新时代高质量的翻译教材理应融入伦理知识，将培养译者的责任心或者职业道德作为重要内容。 　　3.中国当代翻译教材分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翻译教材历经六十多年发展历程。步入新时期后，翻译教材更是大批涌现，不同风格不同主题的教材陆续出现。本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中国英汉翻译教材，从内容方面进行考察。根据张美芳教授（2001）的调查，中国翻译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词法、句法流派；功能流派；当代译论流派。 　　3.1词法、句法流派翻译教材 　　词法、句法流派翻译教材是指以词法、句法为纲编写的教材，它们通常被称作传统教材。这类教材中的词法、句法以传统的英语语法，即描写性语法（Descriptive Grammar）为基础。主要代表有陆殿杨《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和冯树鉴《实用英汉翻译技巧》，这三本教材在国内发行量都很大，带来的影响也都不小。从教材涉及内容方面分别考查这三本教材后发现：（1）陆教材除第一章为翻译基本原理外，其余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就是语言知识与翻译技巧。只有在第一章（GENERAL PRINCIPLE）中，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