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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心理―行为范式看中日近代社会 　　摘 要：本文重新辨析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深层差异，从中日双方的文化心理差异立论，简述自己对于中日两国在近代发展情况的差异的原因认识。以神秘主义和实用性为（非理性和重实用）基础的文化心理，促使日本为了富强易于达成社会共识，迅速作出调整，并取得显著成绩；而中国 深受唯智论一整体论思维模式影响，知识分子们不断的进行理论的探索，而只有在消解了原有的伦理纲常准则，获得了理性上的心安，才迈开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心理；中体西用；和魂洋才 　　引言 　　从欧洲看来，中日两国处于远东地区，是西方列强席卷世界殖民大潮中的最后的终点和重点。但这两个同处于汉文化圈的国家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后，在近代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这自然引发了中日两国、甚至全世界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并对其分别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中有国民性相异理论、对待他文化传统不同理论、有历史起点不同论、有地理环境因素影响理论等等，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在此笔者认为上述理由都是有道理的，而且有些也是切中要害的。但笔者重新辨析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深层差异，从中日双方的文化心理差异立论，对对于中日两国在近代发展情况的差异谈谈原因，自己的浅薄之见。 　　一、相同的遭遇，类似的反应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继明末清初之后又一次地发生接触和冲突。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冲破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主张在坚持本位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长技，并提出一些具体地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的原则。1861年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初表述。上海中西书院掌教沈毓桂在1895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75期上用沈寿康的笔名首次明确概括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张之洞撰写的宣扬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劝学篇》，经光绪帝用谕旨形式强行推广，其影响最大。中体西用在19世纪下半期特别是甲午战后的，成为人们探讨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模式。 　　1853年黑船事件，打破了德川幕府长达200余年的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在外国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面临强势的西方文明，1854 年，幕末洋学家、日本开国论者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是和魂洋才思想的最早渊源。佐久间象山认为精神是圣学的好，艺（指西洋的科学技术）是西洋的好。后来，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则直接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和魂洋才，鼓励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样，日本开国之后，和魂洋才就成为处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一种模式。 　　二、相似的表述，相异的内涵 　　一直以来，思想界和史学界主流看法认为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虽然存在一些区别，但是代表的是同一股富强压倒启蒙思潮的表现，是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类似口号、类似反映。但仔细辨析中体和和魂，体味中日文化的深层文化心理差异，会发现这体现了富强之路上全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两种范式。 　　在一些已有的对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的比较成果来看，一般认为原始含义相似由于和魂洋才源自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而其中的东洋道德又源于中国传入日本的儒家伦理道德，所以，中体西用中的中体与和魂洋才中的和魂均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都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对于西用和洋才，则均指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富强之术。②因此这两种口号都被理解为呼吁努力学习西方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富强之术来实现国家富强，维护保持现有的东洋道德。 　　首先，从儒家学说来看，不管从大传统还是从小传统来看，儒学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国精英分子和平民百姓共同的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③中体的确是以儒学为基础。 　　但是日本的和魂的主干或者说是核心却不是儒学，根据李泽厚先生的观点，认为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延伸。而我们从日本历史来看，日本对中国儒学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政治历史进程来看，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 和其后的大化革新引入了当时颇为先进的唐代的社会政治制度，亦即儒家礼制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儒家政治、伦理、道德观念。但因为此时的儒学只是被用来维护社会秩序增强人们对天皇神的崇拜的工具，这种社会政治上的借鉴不可能在日本文化心理深层上产生重大影响。其次，从日本儒学流派的总体观念来看，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学说蓬勃发展，先后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出现。但尽管在观点的表达上有所不同，但是都强调儒学和神道在根本上的合一，儒学服务于神道，神道依借儒学彰明。朱子学派的雨森芳洲曾说道：神道者三，一曰神玺，仁也；二曰宝剑，武也；三曰镜，明也。……何必言语文章之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