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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公平贸易视角下的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研究 　　摘 要：以广州市A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以城乡公平贸易为切入点，系统描述了该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城乡公平贸易的发展模式与现状，深入了解社区经济、城乡公平贸易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而挖掘城乡公平贸易模式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找寻新方向。 　　关键词：社会工作;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城乡公平贸易;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24-02 　　2012年1月初，《人民日报》《新京报》都报道出这样一个故事：知名的黑龙江五常大米市价几十元，最高甚至达到199元/斤，而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水稻卖给加工商的价格却每斤不到2元。这种现象是由于企业联手控制水稻市场造成的，他们以超低价并附加苛刻条件垄断水稻销售，一些企业不仅不履行订单，一些订单的内容也类似于“霸王条款”。 　　20世纪中期，公平贸易就已经在国际上出现，试图通过加强被边缘化的劳工与生产者的联系与合作从而促进贸易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国贸易的公平性何在？近年来，虽然有一些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倡导城乡公平贸易，希望搭建平台，积极宣传公平理念，但是效果如何，这些机构的服务方式有哪些特点？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哪些问题？为倡导城乡公平贸易又有哪些启示？ 　　一、研究综述 　　1.公平贸易 　　何为公平贸易？公平贸易所提及的事实在我国是否真正存在？国际公平贸易联盟给公平贸易下的定义是：公平贸易是一种在谈判、透明化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贸易合作的一场运动，目的在于改善小型农业生产者的地位，促使国际贸易更公平。通过为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小型农业生产者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确保他们的权利，并通过对消费者进行宣传教育以培养社会良知等措施，进而改变传统国际贸易规则[1]。由FINE所提倡的：“公平贸易是一种基于对话、透明及互相尊重的贸易活动伙伴关系，志在追求国际交易的更大公平性，以提供更公平的交易条件及确保那些被边缘化的劳工及生产者的权益（特别是南半球）为基础，致力于永续发展，公平交易组织（由消费者所支持）则积极地参与支持生产者、认知提升志在改变传统国际贸易习惯的专案等活动”。刘林等曾提到公平贸易的内涵是：“对话、透明、相互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国际贸易的公平性;支持边缘化的生产者和劳工;通过对消费者进行宣传而培养其社会良知;改变传统的自由贸易中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规则等。”[2] 　　我国最早的实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由乐施会最先进入。近年来，在大陆地区，公平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四川安龙村七户农民为成都部分消费者预定种植和配送生态蔬菜，贵州流芳村农民协会在全村推广种植和外销无证的有机稻，内蒙古阿拉善盟牧民合作社在努力把极干旱地区的稀品驼肉和驼绒推上市场，部分北京市民在郊区‘小毛驴’农场当起菜农为自己种菜……”，这些都彰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内容：公平、诚信、健康、安全、环保[3]。 　　2.城乡关系 　　城乡公平贸易重在强调城市与农村的公平贸易，城市与农村关系如何？何慧丽等提出“城乡合作”，其关键在于：城市与农村要相互合作，互惠互利。而城乡合作，强调公平贸易理念，城市要肯定农民、手工业者的劳动价值[4]。廖晓义提出“双向城市化发展”，即：“既可以把农民变成市民，也可以把市民变成农民，让人们回乡，并带动农民工返乡”。由此可见，社会发展需要城乡共同合作[5]。 　　城乡关系的背后却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根源。目前，我国实行一种以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的市场经济，其特征之一是竞争性，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而自由贸易更加剧不公平性。周立指出“市场机制也根本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和远比经济因素复杂和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只能承受工业和城市的负外部性转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没有采用相应的机制，去调整产业间不平衡的状况。所以，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想要应对自由贸易之弊，公平贸易才是一个替代选择”[6]。廖晓义反对政府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对农村的洗劫，并指出乡村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5]。周立谈到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应该为具有生态和文化价值的农村资源买单，而现在政府并没有真正重视该内容[7]。由此得知，现行的大多政策主要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忽略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持续发展的因素，而这些也正是城市缺乏而农村拥有的财富。 　　二、研究问题 　　以城乡公平贸易为切入点，通过了解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的基本服务模式以及它与其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而探索城乡公平贸易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同时，探索城乡公平贸易的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发展模式，挖掘社会工作在我国本土化发展。 　　三、城乡公平贸易的实践 　　笔者选取广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