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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走进教师话题的核心词 　　2012年秋季开学后不久，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随后，教育部早前公开征求意见的一组规章《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正式实施，其中都明确提到：“教师要保护学生生命安全，教师要了解幼儿或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的特点，掌握相应的方法和策略。” 　　这些文件所涉及教师的若干话题，其核心无不指向了制度建设。过去多年，一些制度建设之所以难以推进，或许就在于没有形成与时俱进的改革思维。如果总是绕着而不是走进“制度建设”这个核心词，那么不知不觉绕回老路就有可能在所难免。 　　期待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 　　“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这是多年来政府部门反复高调表达的话语。这样的表态却往往令公众心中不是滋味，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悲情的现实——教师待遇，尤其是农村教师待遇，并未依法得到保障。 　　本来，“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建立正常晋级增薪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是我国1994年1月1日起实施的《教师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然而时至今日，这一法律条文却迟迟没有落实，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部门始终没有严格遵循《教师法》保障教师待遇。 　　显然，依法保障教师待遇，必须监督政府部门执行的效果，必要时追究政府部门的违法责任。可是，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或许认为，是否依法保障教师待遇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们总是以“财政资金不足”等理由搪塞，甚至把保障教师待遇当作是对教师的施舍，仅仅在教师节给教师们送上几句安慰。如此一拖再拖竟拖过了19年。 　　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如果根据这一精神，对不保障教师待遇的地方政府，切实追究责任，谁还会把《教师法》不当回事呢？ 　　其实，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保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的表述本身，就留给地方政府操作上的弹性空间。其一，眼下的公务员薪酬并没有完全阳光化，即使教师的工资向公务员看齐了，但实际待遇还是有很大差距。其二，平均工资水平的计算，一所学校行政人员和一线普通教师工资平均较高，却很可能掩盖了一线普通教师工资较低的事实；一个地区城区学校教师和乡村教师的工资平均较高，却很可能掩盖了乡村教师工资较低的事实，这当然不能说是保障了教师的待遇。 　　多年前，在全国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我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 这个建议认为，将教师纳入公务员管理，不仅不会增加国家新的开支，反而会有助于法律保障教师待遇的落实，同时也有利于对教师队伍的进一步管理、培养和使用。比如美国和日本规定，义务教育教师每隔五年必须轮换一次，因为实行了国家教育公务员制，义务教育教师作为公务员有责任轮换。我国在推进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时，也曾有过教师轮换的动议，却终究难以执行，其主要原因或许就在这里。 　　我国教育部门“教师不得有偿家教”的规定之所以成为一纸空文，一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上位法中，找不到“教师不得兼职”的相关法律依据，这相当于行政部门的这条规定涉嫌违法；二是家教有偿与否很难取证；三是一些教师待遇低，只有通过双休日兼职，才能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在新加坡，就明确规定教师不得到教育培训机构兼职，要么在学校为学生无偿补课，要么转到社会的教育培训机构做培训师。这个“二选一”的规定得以顺利执行，也是因为实行了国家教育公务员制。 　　期待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框架 　　把“要保护学生生命安全”作为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标准之一，显然是直面现实中存在的某些教师讽刺、歧视、体罚或变相体罚等不尊重孩子人格的现象，旨在助推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遗憾的是，没有落实机制的具体标准，这对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其实毫无意义。 　　其实，我国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早有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这就是说，法律已规定教师的这类行为违法，理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如果这样的法律条文都得不到执行，那么再将其列入专业标准又焉能得到执行呢？ 　　还有，为了小学教师能与时俱进，教师专业标准要求“要掌握对小学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可是问题在于，我国中小学教育中轻视人格教育、生命教育和生活教育的状况极为普遍，现实中学校很少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即便教师掌握了有关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同样不能扭转性教育被轻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