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异形，同题异构，同旨异趣.docVIP

同源异形，同题异构，同旨异趣 　　沈从文的成名作《边城》和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都被选人中学语文教材。虽然这两篇小说都是乡土题材作品，两位作家都是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用民间视角叙写平民大众的“人事哀乐”，但梳理作品的旨趣，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迥异个性。 　　一、两个社会理想：乌托邦世界和儿童世界 　　《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都给读者呈现出鲜明的社会理想。沈从文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否定，在《边城》里带给读者一个乌托邦式的湘西世界；而莫言基于对冷漠的成人世界的否定，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带给读者的是一个奇幻的儿童世界。 　　湘西，沈从文的故乡，一个封闭独立、单纯守旧的偏远山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始于20岁走出湘西后的岁月。多年的城市生活并未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沈从文认为，都市上流社会被现代都市文明所异化，已然成为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据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他要用“乡下人”的自然野性反拨城市人那萎靡的生命，疗治现代都市的文明病。因而，虽然他离开湘西多年，但他的创作心态却从未走出过湘西。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里，湘西成了他坚守理想信念，拒斥城市文明的一块耀眼招牌。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抵制和对湘西的特别眷恋，形成了他独特的民间创作之路，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在《边城》里得到了集中表达。他用湘西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人情，构建了一个唯美的社会图景。在现代人看来，沈从文的“湘西”不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文学图景，也是一个“牧歌”式的诗性民间，是现代都市入无限向往的“世外桃源”，而且，沈从文在主观上也认为，它应是中华民族历史走向的一个样板。诚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湘西”这一理想社会形式已不可复原，但沈从文仍执拗地眷恋着这个似近却远的梦，乃至在病重期间还呼喊着“我要回湘西”。，湘西寄托了沈从文的社会理想，是他审视、理解社会、人生和文化的据点，也是他一生守望的精神家园。 　　骨子里深藏“都市外乡人”情绪的莫言，一如沈从文，将小说的笔触大多集中在自己的故乡。但与沈从文那封闭独立、单纯守旧的乌托邦式的“湘西”不同的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对故乡没有像沈从文那样充满了眷恋之情，他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现实的而非理想的世界，是一个让人既恨又爱的地方。《透明的红萝卜》里的乡村世界即是莫言依托于自己的故乡创作出来的。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时期的“高密东北乡”，环境荒凉，人J情冷漠，充满了饥饿，也充满了暴力。在这样强大的政治文化势能下，成人尚且难以自保，更遑论弱小可怜的“社会弃儿”——黑孩。黑孩自小就有着悲惨的命运：在家里，他没有父母之爱，“爹走了以后，后娘经常让他拿着地瓜干子到小卖铺里去换酒。后娘一喝就醉，喝醉了他就要挨打，挨拧，挨咬”，后娘的虐待使他瘦弱的身体布满了伤痕；在滴水成冰的季节，他还赤着脚，光着脊梁，仅“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在工地义务劳动，黑孩也是事实上的“弱者”，他是小铁匠泄恨的对象，被刘副主任侮辱，被村民剥光衣服毒打……面对冰冷的成人世界，黑孩自始至终没有安全感，精神上充满了焦虑，“对特定的事件、物品、人或环境都有一种莫名的畏惧”。悲惨的现实生活使黑孩的感觉器官关闭了与现实世界接触的所有通道，转向与梦幻世界联通，后娘再打他屁股，“只有热乎乎的感觉”；手指被石块砸破流出血来，他用一把黄土捂上；手被小铁匠火热的钻子烧煳，尖锐的痛感也完全消失……他能看到“趴着跑”的火车、“金色的红萝卜”等奇异的景象，能听到在这个世界听不到的奇异声音，“凡是人世间得不到的欢乐，他便在另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得到加倍偿还”。黑孩通过这种心理和感觉的转移，在儿童的幻想中找寻到了活着的乐趣和力量。莫言在回忆创作《透明的红萝卜》时写道：“我以前的作品里都没有‘我’，这篇小说里写的几乎全是‘我’。”显然，黑孩身上有着莫言童年的苦难印记，他是站在民间和儿童的视角，构建出了一个具有原生态意义的儿童世界，通过对这个奇幻的儿童世界的渲染，表现出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原初体验，与充满暴力、冷漠的现实成人世界形成对比，从而引起读者对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的反思。因而，《透明的红萝卜》里黑孩那奇幻的感觉世界，虽然是一个夸张的抽象世界，但是却代表了人们异化中的追求、绝望中的憧憬、无奈中的呐喊，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批判意味和回归色彩。 　　二、两个视点：健康的人性和病态的人性 　　对人性和生命的关注是《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的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同样是以生命为关注对象，《边城》和《透明的红萝卜》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视点。大致而言，沈从文侧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