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生死场》女性身体经验的表述.docVIP

论萧红《生死场》女性身体经验的表述 　　 内容摘要：萧红的《生死场》中，纠缠了两种声音――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语境下的具有国民、阶级、阶层身份的社会人的声音与作为遭遇人生种种磨难的女性而发出的女性声音，两种声音互相碰撞、抵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时代主流话语对女性边缘话语的挤压，以及萧红这样的女性作家对主流时代话语的突围。 　　 关键词：身体经验 时代话语 《生死场》 　　 小说《生死场》发表于1935年，被认为是萧红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之一。此书的出版过程颇费周折，最终是鲁迅把它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叶紫的《丰收》等小说作品一起编入“奴隶丛书”中而得以公开发表。因此，此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政治意识指向鲜明的左翼小说之一。由此可见，《生死场》得以进入当时意识形态所指强烈的主流文学圈而被接受，与其小说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是分不开的。然而，细细研读此部小说作品，其渗透在文本中的意义所指，早已经溢出了左翼小说所涵盖的价值指向与审美经验。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在这短短的序言中，可见鲁迅已经洞察到了在对于北方人民生存抗争的表述中，萧红所传达出来的女性的认知经验以及女性“越轨的笔致”式的写作经验。 　　 《生死场》中，萧红以女性的生命体验为出发点，把女性的身体经验作为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参照点，以此来关照女性的生存以及整个乡村群体的存在境遇。因此，她把她的人物放置在生与死的场域中考察。在这里，生与死则是由生殖衔接的自然种群繁衍的轮回。 　　 女性的生育成为生存与死亡之间的中介存在，因此与女性的生育相关的身体经验，也就成为小说的一个重要表现内容。萧红把这种关于身体的经验叙述寓于身体的物质根性以及影响其身体的物质根性存在的物质贫穷及其伴生的精神空洞之中来表述。在这里，人的生存首先作为物质躯体存在，一切供给身体的根性存在的外在物质条件，成为推动人物行动的外在驱动力。在《生死场》中描绘的那个贫穷的小村庄里，人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动物式的解决自身身体根性存在与种族繁衍的存在。而在这种存在方式中，女性被视作一种劳动生产工具，她一方面帮助男性从事物质生产解决生计问题;另一方面要从事繁衍后代的生殖生产。在两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过程中，她们还承受着被男性施加的身体暴力。在《生死场》的前三分之二的篇幅中，萧红表达的都是女性在这种生与死界限模糊混沌状态中的身体苦难。身体成为女性感知这个外在经验世界的一种鲜活的感知存在形式。一方面，她们承担着贫穷生活施加在她们身上的对于自由生命的挤压与变形：物质的极度贫乏与生存环境的极度险恶，使她们的精神世界被压扁、被榨干。她们从来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它们只能按动物的方式，让生存和糊口变成她们生活的全部。同时，作为女人，她们又只能接受生育带给她们肉体上的刑罚，而这种刑罚在男权文化专制生存环境之下又是那么触目惊心。萧红对于女人生育的苦难的描述，在《生死场》中“刑罚的日子”这一章里，得到了完满而真实的呈现。在这一章中，萧红将妇女的生育和各种动物的生产交叉对照来描写，暗示着劳苦女性的卑微渺小，正与动物一般。于是，萧红悲愤地发出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呼喊。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女性的身体在萧红这篇小说（《生死场》）中是有血有肉的存在。由于它的存在，‘生’和‘死’的意义因此被牢牢地落实在生命的物质属性上，而得不到丝毫的升华。[2]这种生与死也就是身体的物质体的生成与毁灭本身。 　　 这种身体的根性存在压抑了人性中的温情的一面，在身体所感受到外在刺激下的疼痛中，对于现实生活中不能直接引起身体直接物理疼痛的情感经验，人的情感感知功能渐渐萎缩和麻木。死亡在人类的情感认知中，常常是能够激起人来反观自己生存状态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在《生死场》中，人们对于死亡的感知是麻木的。无论何种形式的死亡――产妇的难产，婴儿的夭折，疾病的侵袭，人与人间的暴力，都难以引起这里人们的情感波澜。在《生死场》的叙述中，萧红在文本中多次设置了对于乱坟岗子的描写，在这里死亡成为死亡本身，只是一种萧杀幽魅的生存气氛，而难以引起活着人的对于自身生命状态有意识的审视。生命意识的非自觉状态，使得《生死场》中的人物更多的是以一种客观生物体的方式存在。外在物质条件将人的情感异化：老王婆对于自己不慎摔死的孩子并没有表示太多的悲痛，而对于自己田地里的庄稼和即将卖掉的老马却流露着依恋的感情;麻面婆的死亡并没有让二里半有太多动容，而那头跟随他多年的老羊，却可以让他流泪。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身体的根性存在，对于供给自身存在的外在物质实体的高度敏感，而只有生存本身的供给能够得以维持，人对于社会性情感的欲求才成为可能。萧红对于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