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运行及反思.docVIP

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运行及反思 　　摘 要：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系下，立法解释本应居主导地位。现实运行中，立法解释的缺位和司法解释的越位，使得二者的角色与功能严重倒置，也引发了对立法解释存废的争议以及司法解释“立法化”的诟病。要调整二者在制度设计与现实运作上的偏差，可能的出路是，转变二者的定位与功能，突出司法解释的主导地位，立法解释转向对法律适用的监督，司法解释在具体与抽象解释暂时并存的进路上逐步向具体司法解释转变。 　　关键词：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120-03 　　由于学界观察和理解的角度不同，对于法律解释的概念和分类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较为通行的观点是从广义上界定法律解释，即指有关机关或个人对法律规范的内容、含义、精神等所做的说明。根据法律解释主体和效力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有权解释和无权解释。有权解释，或称为正式解释，是有法律解释权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程序、方式，对法律规范所做的解释，通常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后两者一般被认为属于法的应用的解释。 　　一、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来源 　　学界对法律解释的上述分类，很大程度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做出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称《决议》）的内容相契合。立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做出的解释；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 　　（一）《立法法》中“法律解释”的文本含义 　　无论是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还是《立法法》第42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权当无疑问。但在《立法法》颁布之后，有不少学者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根据该法第42条，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如果“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根据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据此，《立法法》似乎将解释权回收，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为法律解释的唯一机关。显然，这种观点是将此处的“法律解释”理解为广义上的“法律解释”。那么，能否做这样的理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立法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立法活动，而法律具体应用过程中的司法解释显然不能被归类为立法活动，尽管我国当前的司法解释中出现了“立法化”的异象，但并不能因此扭曲司法解释的本质。另外，考察法的运行过程，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分属不同阶段，前者属于立法阶段，后者存在于法的适用阶段。而且，分析《立法法》的篇章结构，“法律解释”一节出现在法律的制定这一章中，在某种意义上是立法活动的一种延伸或补充。再者，从《立法法》制定时的相关资料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政法室的刘松山先生曾撰文指出：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与对法律应用的解释。对于立法解释，应当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应做立法解释的情况、立法解释的程序、效力以及对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做出规定。关于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从根本上讲属于执法问题，不属于立法活动，与立法解释的效力也不同，不应当在《立法法》中规定。立法机关反复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对包括司法解释在内的法律具体应用解释做出规定，时机还不成熟，《立法法》仅对立法解释做出规定，待时机成熟后再解决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问题。因此，对《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应做狭义的理解，即仅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立法解释”，其并未涉及司法解释的问题[1]。 　　（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为司法解释合法性的依据 　　《立法法》虽未否定司法解释，但也未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通说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就是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基础。但也有反对的观点：在1982《宪法》之前，宪法并未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只是规定其可以解释法律。虽然根据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律的决议》，常委会享有有限的法律制定权，其可以规定其他机关如何解释这些单行法律，但却不能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授权其他机关进行解释。换言之，该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等机关解释法律的规定，属于超越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范围的规定，存在合法乃至合宪性疑问[2]。从这个角度分析，《决议》的确难以为司法解释提供足够的合法性支撑。然而，我们不能忽略另一部重要的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其效力位阶与《立法法》相同，虽然是在1982《宪法》生效前通过的，但后经多次修正，其中第3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