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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产权、社会保障与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摘 要：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当前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征地补偿制度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制度选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47-03 　　土地征收引发的农地产权和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较长时间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尽管中国对土地征收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但仍暴露出诸多不足。其中，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残缺、权力界定模糊、“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和补偿机制不完善是其核心问题。从制度安排视角考察农民失地的根源，探索保障农民权益之道，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缺陷分析 　　（一）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楚 　　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但究竟指哪一级集体，由什么样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主体的职责却不明确。所谓农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乡、村和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格局，且各自的权利和边界很不清晰，由此导致了土地所有权主体含糊、权能不清。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委托―代理关系完全脱节，进而产生了“委托―代理悖论”，无法避免其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势必导致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各级政府、村委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相互争当农地所有权的主体，通过各种名义克扣征地款，使得农民不能享受到应有的利益。 　　（二）农民集体所有权是一种受限制的产权 　　事实上，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国家的限制。在使用方面，集体土地所有人无权对使用权进行出让、转让或出租。在收益方面，集体土地所有人无权对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主张权利；在土地处分方面，集体土地不能进行交易，也不能转让，集体土地只有被征收后方可进入土地市场。按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村组织和农户基本上只有土地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让权、交易权和抵押权。农民不是农地产权的直接主体，仅仅是土地使用权的直接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排他使用权和自由转让权，以及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权，因此在农产品的生产、投资、收益分配方面缺乏足够的激励，丧失了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的权利和增长收益的机会。 　　（三）农民处于农地产权中的弱势地位 　　一方面，由于农地所有权主体在法律上界定不明确，在现实生活中呈现虚位的状况，导致广大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缺少一个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机构，在自身利益受到各级政府和集体组织的侵害时，没有自己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集体成员与集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事实上导致农民处于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甚至缺位。总之，在各个利益集团参与公共选择的社会博弈中，农民既无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与其他利益主体较量，也无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对侵权行为加以抗争。正是这种弱势决定了农民无力成为自身权益的维护者。 　　（四）农民土地处置权的缺乏，使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无法成为有力的参与者和决策者 　　在中国，国家是农地产权的实际控制者，在现行农地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国家始终是这一制度的设计者，法律法规处处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与利益，农民在该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中国法律法规虽然规定农民集体是法律上的农地所有权主体，但其却没有对土地的处分权，而国家作为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掌握着农村土地的最终处分权。这样一来，土地开发商在土地的征收和买卖中不用与农民集体和单个的农民打交道，而是直接面对国家，作为国家代表的各级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介于开发商和农民之间的卖方的真正主角。结果是土地征收与否、土地征收的价格、土地征收后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等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内容，往往不是由征地单位和农民集体、农民进行协商，而是由各级政府与他们进行，最后，这一切问题就变成了政府的行政行为，农民在土地征收中本该享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被剥夺殆尽。一旦农民的权利被架空，其利益的维护也无从谈起。 　　二、现行征地制度安排缺陷分析 　　国家所有权和政府行政权力对集体和农民土地权益的侵犯，主要表现在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制度上。 　　（一）“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界定，征地范围过宽 　　中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收”，《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