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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信托化探路 　　门头沟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因一则新闻引来各界注目。2012年10月，在土地拆迁过程中获得巨额拆迁补偿的门头沟区白庄子和东辛称，将1.6亿集体资产交给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 “北京信托”）管理运作。3个月后，北京信托为两村量身定制的“富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首次分配收益，村民股东人均获利4000余元，这意味着酝酿多年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引入现代金融模式，踏出实践第一步。 　　农村集体资产近年来的快速累积与北京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密不可分，且这一趋势还将在未来数年得以延续。据统计，北京现有村庄1100多个，其中城中村就达259个，近两年市政府集中对50个重点村进行了搬迁改造，但今后任务依然艰巨。若再加上担负疏解中心城功能的新城和重点镇建设，以及渐次推进的农村社区化，城镇化正成为每一个北京农民都需面对的现实，而与之相关联的农村集体资产何去何从，格外令人关注。 　　因城镇化推进日益膨胀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效益并未跟随财富规模的增长同步提升，但其管理效益的好坏，却又事关农民能否真正“带着资产进城”的愿景实现。此前，城镇化致使的农民一夜暴富，充其量算作是农民“带着资金上楼”，而距离“带着资产进城”的目标尚有很大差距。但此次，庞大资产存量与现代金融强强联手，各有所长，一方有钱，一方有专业的财富管理经验，原有局面或将因此改变。 　　“冲动”的资产 　　大多数人认为，农村集体资产似乎与已具世界城市雏形的北京扯不上太多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伴随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大量的城中村以及近郊农村从北京的地图上逐渐消失，农民的身份得以转换为市民，而农村集体组织和集体经济却并未因此消亡。 　　据市农经办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市农村集体资产总额已达4524.8亿元，净资产接近2000亿元。“这还不包括260多万亩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公益事业用地，和一些无法计价的集体土地上建设的经营性用房，以及水面、山林等资源性资产，如果都统计进来，农村集体资产是目前市属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好几倍。”市农经办主任郭光磊告诉记者，因为农村资源性的土地租用、拆迁补偿款等，农村集体资产大量增加，资产累积已连续多年保持着年均10%左右的增长。 　　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民几十年经营的成果，同时也是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转变为资产的具体体现，从这个角度讲，保护农民的集体财产收益权也就是保障了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基本经济权利。 　　但对于这个权利的保障，不同利益相关者因所处位置不同，立场也不尽相同，从以往的经验看，农村集体资产大量增加的同时往往会带来“三个冲动”。 　　冲动之一是农民的消费冲动，农民担心集体的钱被村干部挪作他用，从眼前最切实际的利益考虑，要求集体将所有的财产分干吃净。第二是村干部的投资冲动，主观上想为农民办好事，在资金富余的情况下希望做一些投资建设，带领农民致富。第三个是乡镇干部的管理冲动，乡镇干部与农民和与村干部的意见相左，希望把集体资产集中到乡镇层面管理、统一使用，但如此一来却越过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通过行政化的手段剥夺了农民的民主管理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分干吃净或许是一种办法，但这势必让农民无法再享受城市化带来的长期收益，并可能助长农民的非理性消费冲动。而继续交由村干部投资或集中到乡镇管理也并非良策，因为长期受村或乡镇管理的集体资产，始终处于“三高三低”的尴尬境地。 　　所谓“三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成本高，在股份设置上集体股的比例高，并没有量化到农民个人，还有就是积累高，赚钱之后不给农民分配已成常态，农民难以分享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与之相对应的“三低”，是指管理水平低、资产收益率低、现金分配低，集体组织常以福利分配代替股金分配。 　　导致“三高三低”的根本原因在于，面对形势多变、风险无法预知的市场，农民和村干部存在严重的市场信息不对称和经营能力不对称，加之资产经营意识、投资心理素质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由其经营集体资产很难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而交由乡镇管理，又容易重复乡镇企业的传统管理模式，不仅无法适应市场，反而让政府承担更大责任，同时也容易滋生腐败。 　　“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根本还是要靠市场的手段和创新的思路。”郭光磊说，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切实保障农民的集体财产的收益权益，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方式，才能真正实现让农民“带着资产进城”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信托化管理 　　如何创新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模式，从而确保用市场的方式保护农村集体财产收益权？ 　　从目前看，包括北京在内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方式，基本还停留在投资银行理财产品、存款等传统方式上，但在国际上，信托已经成为被广泛采用的资产管理手段，有着相当高的投资成功率。 　　综合来看，农村集体资产信托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