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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修改后刑诉法涉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新问题 　　摘 要：新《刑诉法》明确了应当逮捕的社会危险性的情形，使逮捕条件更加统一而易于把握。新法对非法证据排除作出规定，检察机关负有证明证据合法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应当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有所作为，和解不起诉是新概念，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不起诉制度的人权保障功能。新《刑诉法》在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尤其要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作用。监所检察启用事中监督机制，监督刑罚变更执行的裁决过程，增强了监督实效。 　　关键词：刑诉法；法律监督；人权保障 　　新《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新职能，力求通过诉讼监督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检察机关应当理解并运用法律监督手段，开展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诉讼监督活动。检察机关是理性的追诉方，其不同于被害人在打击犯罪方面夹杂个人好恶，也不同于侦查机关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带有本位观念，与辩护人的关系不仅是控辩对抗，还要保护辩护权的行使。检察机关在打击犯罪不失准确、及时、有力的基础上，还要融入规范、客观、和谐的要素，体现诉讼监督的职能价值。 　　一、明确逮捕条件 　　对逮捕条件的把握始终是审查批捕工作的难题，其根源在于原《刑诉法》的规定略显繁赘，表述为“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社会危险性”和“逮捕必要”合为逮捕的充分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社会危险性”较为宏观，任何犯罪分子都有社会危险性，不易于把握。因此，实际上是把有无“逮捕必要”作为是否适用逮捕措施的考量标准。而“有逮捕必要”是办案部门的裁量结果，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占有相当大的成分，难以形成统一标准。鉴于此，新《刑诉法》删除了“有逮捕必要”的规定，立法简明化，逮捕条件集中于对“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考量。并且，第79条第1款，通过列举式的表述，规定“不足以防止发生”此五种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逮捕措施的适用更加规范、公正。 　　二、排除非法证据 　　审查起诉工作的重点是审查案件赖以成立的各种证据。新《刑诉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审查起诉是审前程序的最后阶段，是对侦查阶段、逮捕阶段、预审阶段的证据收集和定性处理的汇总，大部分非法证据要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新法第57条第1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检察机关负有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是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责任主体，不履职将承担不利甚至败诉的法律后果。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证据审查手段，牢固树立“程序正义意识”，对非法的言辞证据和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收集程序不合法的物证书证排除。能否处理好秉公执法与同行压力、社会压力的关系，是对公诉部门排除非法证据的新挑战。 　　三、和解不起诉 　　新《刑诉法》增加的特别程序编章中，设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明确了当事人可以和解的案件类型、和解协议的制作主体以及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处理方式，赋予当事人和解以法律效力，使刑事和解不再游离于刑事诉讼之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就和解后的案件处理问题，新法第279条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向其上位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从宽处罚；并规定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需要分析说明的是，特别程序中的相对不起诉条件较之提起公诉程序中的相对不起诉条件（原《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新法第173条第2款）有所放宽，取消了“依照刑法规定”的限制，扩大了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凡是属于“犯罪情节轻微”，即使《刑法》没有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也可以适用相对不起诉。换言之，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自由裁量权，不再受《刑法》规定的束缚。这种规定反映出立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尊重和认可，并在案件处理方式中予以体现。公诉部门应当充分运用法律规定，准确、合理的对和解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实现不起诉制度的人权保障功能。 　　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 　　新《刑诉法》在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它是公检法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准则，体现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和保护，也是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通过专人办案制度、指定辩护制度、社会调查制度、逮捕讯问制度、分押分管制度、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公开审判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体系。其中，附条件不起诉是未成年人追诉程序的重大变化。新《刑诉法》规定了适用该项制度的案件种类、适用对象、考验期限、约束措施以及决定、撤销程序。该制度旨在给犯罪未成年人以改过自新、重归社会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