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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谋的射程 王昭武* 摘 要：共犯论的核心是归责问题，采用因果共犯论虽可回答归责根据，但无法确定归责 范围，共谋射程理论正是基于此问题意识而提出的 该理论以行为共同说为基础，王张只要引 起结果的实行行为属于共谋射程之内的行为，即可成立共同犯罪，并对此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 责 共谋射程可从王客观两方面考察，根据引起最终结果的实行行为是否是基于不同于当初 的共谋的一种新的共谋或者犯意而实施来确定 共谋射程理论是解决所有共犯问题均需面对 的前提性问题，可以为解决各种特殊共犯问题提供统一路径。 关键词：共谋的射程；因果共犯论；行为共同说；共同实行的意思 共犯论的核心问题是归责问题，而归责的前提在于确定哪些行为是可以评价为本人行为 的共“同行为”，这也是解决所有共犯问题的不变前提。[1]一直以来，学界与实务界多根据因 果关系的有无决定归责范围。然而，因果共犯论原本是作为共犯处罚根据理论而提出的，解决 的是归责根据问题，能否据此确定归责范围，不无疑问。在实行过限、共犯脱离等情形下，若简 单地认为，只要存在因果关系即就此承担罪责 当（然，还需存在有责性），或者只有切断因果关 系才能就最终结果不承担罪责，就不无扩大处罚范围之虞。例如，实行过限的问题在于，对于 引起过限结果的行为，能否谓之为基于当初的共谋而实施的共“同行为”；共犯脱离的问题也在 于，对于脱离之后的行为，能否谓之为基于当初的共谋而实施的“共同行为”。若当初的共谋射 程及于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则该行为属于“共同行为”，就此成立共同犯罪，对于过限行为及 其结果、脱离之后的行为及其结果，行为人需承担罪责，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完全可以从共谋 的射程是否及于引起最终结果的行为这一全新视角来界定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行为”，进而统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本文是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 目* 《实行过限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2SJB820015）的研究成果。 [1]本文中的共“犯”采取广义的共犯概念，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 一研究共犯诸问题。[2]本文拟就这一主题展开讨论，从因果关系论的局限性着眼，着重探讨 共谋的射程理论的立论基础、基本内涵及其判断标准等问题，以期对我国刑法理论特别是共犯 理论的发展有所裨益，并求证于方家。 一、因果共犯论的局限性 对于共犯的归责问题，因果共犯论的基本立场是根据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来 决定。[3]而且，鉴于共犯关系的特殊性，共犯的因果性只要是促进性因果关系即可，“与单 独正犯情形下的因果性相比，可相对宽松地认定共犯的因果性”。[4]毋庸置疑，要将结果 归责于参与者，当然要求该参与者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只能表明因果共 犯论解决了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不能认为同时确定了共犯的 “归责范围”问题。譬如，甲 与乙夜间闲逛，看到丙经过，商定由乙尾随丙伺机盗窃，因丙有所察觉，乙未能动手，乙想到 不能空手而归，转而抢劫了路人丁。在本案中，甲乙共谋实施盗窃，若归于失败或者遭遇抵 抗，乙会转而实施抢劫，这在经验法则上完全有可能，因而不能否定当初的共谋对抢劫行为 及其结果存在 “促进性因果关系”，[5]否则，就只能认定甲构成盗窃罪未遂。为此，因果共 犯论的做法是，肯定乙的抢劫与甲的参与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然后再根据甲不具有抢 劫故意，认定甲构成盗窃罪既遂。 但是，笔者以为，这种处理并不妥当，进一步而言，因果共犯论本身存在局限性，并不能 成为决定归责范围的基础理论，有必要通过共谋射程理论来统一确定共犯的归责范围。理 由如下： 第一，因果关系实质上是实行行为的客观危险性转向构成要件结果现实化的过程，要求行 为人的行为效果及于构成要件结果，[6]是从客观结果回溯确定共犯的成立范围。[7]然而， 实行行为是因果关系的起点，要确定有无因果关系，首先应确定是哪个行为引起了既遂结果， 而且，还必须认定该行为是行为人的行为，进而才可能确定针对该行为人的归责范围。而在上 例中，“盗窃行为”并不能类型性地引起 “抢劫结果”，“甲乙共谋实施盗窃”理应不是引起丁某被 [2]近年来，日本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 “共谋的射程”这一研究路径，但其研究尚限于解决共犯的错误、 承继的共犯等具体问题，并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参（见 （日）十河太朗：“论共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