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媒体伦理问题讨论(一)解析.pptVIP

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案例三 2011年10月，“深圳杨武之妻被强奸案”曾经轰动一时，各路媒体记者纷拥而至、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原本就倍感痛苦与屈辱的杨武一次次被拉到镜头前，被要求讲述事情的原委经过，甚至回忆一些不堪回首的细节，以至杨武最终跪在地上，头深深地埋下去，哭泣着乞求：“我忍受的是所有男人不能忍受的耻辱和压力，我不愿意回忆，求求你们了，出去好吗？”而他的妻子即使躲在出租屋里，向里侧卧在床上，两手抓着床单将脸捂得严严实实，也不被记者放过。 在媒体的“舆论暴力”下，最终演变成一场怪诞荒谬的“大众狂欢”事件。有人不禁要问“这，是采访还是集体偷窥？这种剥衣式采访简直就是二次伤害。”由此可见，一些新闻从业者为了收视效果，不惜将一个普通人甚至是受害者推到镜头前，把他的窘迫放大给受众，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 第四讲 媒体伦理问题讨论（一） Lecture 4: Discussion of Media Ethical Issues (I) 为什么要开展伦理讨论？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全球化时代，许多社会基本问题充满了伦理争议，对于深刻影响社会的大众传播职业来说，情况尤其是如此。 如果说人们对于虚构造假、漠视生命等新闻职业道德问题通常可以明辨是非的话，那么大众传播职业伦理问题则复杂得多，而且即便经过“百家争鸣”式的讨论，也难以求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们通过这种以反思批判为特征的讨论，至少可以建立这样的共识： 伦理思考和争论是一种极好的思维和表达训练，它对大众传播业者个人人格的完善、职业伦理以及社会公德的养成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讨论哪些伦理问题 结合国内外的现实，我们将相关问题简单分类如下： （一）救死扶伤与本职工作的矛盾 （二）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1、隐性采访的正当性与边界 2、强奸受害者姓名是否应公开 （三）消息来源保护 （四）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 （五）媒体暴力与真实暴力问题 本讲内容 （一）救死扶伤与本职工作的矛盾 （二）公众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 1、隐性采访的正当性与边界 2、强奸受害者姓名是否应公开 救死扶伤与本职工作的矛盾：案例一 人们就此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南非白人自由新闻摄影师凯文·卡特的故事。1993年3月，卡特到苏丹南部采访。在阿约德村附近，柔和而高亢的呜咽将卡特带到一名骨瘦如柴的苏丹女童身边。 女童在挣扎着走向一个食物供应点时停下来歇息，这时一只秃鹰飞将而至她的近处。卡特说，他等待了20分钟左右，期待秃鹰振翅飞离。它没有飞走。他拍下了这个令人难以释怀的场面，然后将秃鹰撵走。 照片卖给了《纽约时报》，并于3月26日首次刊登。一夜之间有数百名读者询问《纽约时报》那孩子是否还活着，迫使该报专门刊登一则编者说明，称女童有足够气力走避秃鹰，但最终命运不得而知。 1994年4月2日，《纽约时报》给卡特打电话， 告诉他获得了普利策特写摄影奖。7月27日， 不到34岁的卡特留下7岁的女儿自杀了。 卡特为何轻生？ 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是他因内疚而轻生，是他作为摄影记者追求精彩镜头与社会公德之间尖锐冲突的结果。 而他在遗言说出的原因更复杂：“我郁闷……没有电话……租房子的钱……赡养孩子的钱……还债的钱！！！我脑子里尽是这样的记忆：杀人和尸体、愤怒和痛苦……饿得要死的或受伤的孩童、乱开枪的疯子、经常是警察、杀手……”[1] 毫无疑问，内疚是卡特自杀的原因之一。他拍下了一张传世之作，可是他由于被认为一味拍摄而没有施救而受到猛烈批评，有人称他为“在场的另一只秃鹰”。 [1] /wiki/Kevin_Carter。 如何看待这种冲突？ 我们知道，生命原则在五条伦理原则中是第一位的。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说：“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1] 在特殊的灾难时刻，如果没有他人而只有记者，直接救人或吁请救援应该压倒记者的采访本职。 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初，有记者在灾区现场听到四周尽是被掩埋者的呼救声，在无能为力之际顿觉自己还忙于采访不但没有意义，甚至是有些卑鄙，因此留下心灵创伤。 有这种出自人道主义愧疚的记者后来对于一些同行多次采访重伤者、造成二次伤害的行为感到愤怒。 [1] Ron F. Smith, Groping for Ethics in Journalism,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311. 救死扶伤与本职工作的矛盾：案例二 但是，记者在可能发生人命伤亡的情况下永远不能以本职工作为重吗？ 1987年秋在公共电视网系列节目“美国伦理”的一场辩论中，大牌电视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 1918-2012 ）强调了记者揭示真相的优先性。 参加讨论的除了华莱士以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