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资料.ppt

内容提要 通过考察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分析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效率至上的行政价值观，新公共行政学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以及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化市场化和公共服务质量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的利弊得失，以期把握西方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规律和走向。 作为行政主体对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或行政体系存在的理想状态的基本信仰和信念，公共行政价值(观)是公共行政主体的灵魂要件以及公共行政活动的动力源泉和理性后盾，它从深层次上决定了公共行政的宗旨、目标和运行模式。因此，对行政价值的研究自然成为以公共行政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学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实际上，对不同的行政价值的研究和倡导是划分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基本标准之一。 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范式) 西方行政学产生百余年中，正是基于对若干基本行政价值的不同理解, 形成了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范式) : 传统公共行政学 新公共行政学 新公共管理学 考察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有助于我们把握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规律和走向，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价值的建构和公共行政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效率至上: 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价值观 自19 世纪末行政学诞生以来，传统或主流的行政理论就凸显出一种科学主义的定位与价值倾向，它关注的主要是行政的功能合理性而不是组织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即侧重于研究如何通过有效的组织和协调恰当地运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以履行行政职能。 效率至上: 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价值观 正如行政学创始人威尔逊所述，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 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 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 效率至上: 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行政价值观 在传统行政学看来，经济特别是效率，是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追求。 效率是指利用有限的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经济是指花费更少的资金保持和提高服务水平 如果说要确定什么是行政的终极目的和根本价值的话, 那么它只能是效率，古利克宣称：在行政科学中(无论是公共行政，还是私人行政) ，基本的要求就是效率。行政科学的基本目的就是以最少的人力和材料的消耗来完成手头的工作。因此，效率是行政管理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 公共行政的出发点是效率，终极价值指向也是效率，政府行政就在于通过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较多的政府产出。 效率至上的行政价值倾向与传统行政学的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内在逻辑相关性 建立在威尔逊和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试图把行政局限于与政治截然不同的“中立性”的行政领域，即执行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的领域。 行政与政治分离之后，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经济与效率，而实现这两个价值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在于运用科学技，术手段。这样做的结果，就合乎逻辑地把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的技术领域。也就是沃尔多所指的：旧公共行政学的特征是相信行政实践是一个技术问题，其关键在于执行中的工作效率。 这一时期行政学研究的效率取向的价值观显然是受到以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的巨大影响。从行政学学科的应用属性来看， 这种将行政价值定位于组织效率的倾向无疑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政府及其职业工作人员出现的动因之一正是源于这种价值定位。作为公共权力的合法行使者，政府及其职员需要凭藉专业化管理所必须的知识与技术权威，以便为社会提供高效率的服务。 效率至上观的偏颇之处 这种效率至上的价值倾向单纯或主要是以组织绩效为标尺，来判断行政的优劣。但实际上，行政的价值观作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公认的社会基本价值，如自由、正义、秩序、公平、民主等，这些有广泛基础的价值信念理应优先于传统行政理论所强调的效率价值。 这种效率至上的价值倾向以工具性价值观来冲淡终极性价值观。致使公共行政始终经受着两大困扰： 一是行政领域的寻租现象，最主要的表现在于市场等价交换的规则侵入公共行政过程之中，公共权力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 二是公共权力的异化，突出表现在以实现公认的最高目的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如公共行政体系中的为实现公共目的而赋予的权力、职位，被一些人变成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变成了自我服务的垄断性资源。 这种效率至上的行政价值观强调非人性化和客观化的所谓理性效率，促使组织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采取机械性的控制，个人只是惯性地服从并且专注于工作程序，人与人之间变成了工具般地相互操纵，以追 求高效率地完成组织目标；而个人则失去了自我反思和自我了解的主体意识，缺乏创造精神和行政人格的健康发展，成为“效率机器人”，甚至造成组织成员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疏远和隔离，进而失去了组织应该表现出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责任感。 社会公平: 新公共行政学的行政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