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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时代需要更多李京文式科学家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往今来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像李时珍、祖冲之、黄道婆、毕升等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能工巧匠们却始终活在人们心中，本文主人公李京文与这些科学家具有同样的情怀、同样的追求和同样的责任感。 中国论文网 /3/view-7204967.htm 　　李京文就是创新时代杰出人物的代表，推动创新时代的管理大师。他对我国科技进步理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大工程项目论证、智库研究、高教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我们回眸李京文成功之路，研究他治学之道，主要是为了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办法，振兴中国管理科学，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也给中青年成才指引道路。这就是李京文成就给我国管理界和中国社会带来的思考。 　　革命家庭造就红色教授 　　李京文生出生在旧中国一个贫穷的革命家庭，16岁前是在旧社会度过的。父亲李耿为了宣传进步思想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李京文除每天去监狱送饭外，父亲在狱中病重时，他还一边学习，一边去监狱照顾父亲。有痛苦才有改变，逆境对于李京文来讲是一座新的学校，使他认识到人生价值，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感情。 　　有好的家庭教育，才使他建立了好的志向。一个人成长与父母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李京文的父亲李耿是一个革命者，青年时期就宣传革命道理，为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投稿并积极联系思想进步的青年。两次被捕入狱，在经受精神肉体双重摧残下，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李京文母亲曾红杰从一个童养媳到厂长，再到当上全国劳动模范，言传身教，为李京文成长做出了表率。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翻开人才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一代伟人，还是著名人物，环境和家庭教育能造就一个人。屠呦呦不战胜失败，没有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就不能获得诺贝尔奖；成思危不受进步家庭的影响，就不能16岁独闯新中国干一番事业；李京文院士不身处苦难和红色家庭教育中，就不能为强国发奋读书，也很难坚持创新发展，也就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管理大师。 　　我国最早的智库大师 　　李京文是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科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与共和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时代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就成就什么。 　　20世纪80年代，科技进步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重要国策，他就围绕经济建设依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开展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的研究，提出科技进步是富民之源的理论，为我国后来确立的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政策咨询。他的中外科技进步比较研究，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好评，美国科学院院士乔根森称之为“对增长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20世纪90年代，李京文院士完成了三峡工程论证，京沪高速铁路论证，南水北调工程论证，他还对《十二五规划》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服务业发展提出了诸多的建设性建议。 　　李京文也是我国最早的智库创始人之一，我国软科学研究倡导者和产业政策先行者，社会科学院系列唯一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功勋，他的科研成果经过三十年的检验，证明确实已经惠及国家和人民大众。 　　“会知识、懂需求、能作为”是李京文智库大有作为的真经，几十年来，他除了发表300多篇论文、40多部专著以外，还向中央领导上报了内部咨询报告100多份，其中大部分得到领导的指示，交有关部门办理参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很值得从李京文这个智库大师身上学到当前急需而没有的东西。他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他有一个与智库相适应的知识结构，经济学是他的主业，精深产业政策，拥有精深化的发展理论。第二，他还具有较强的协调、组织和管理能力，这两方面就构成了李京文智库大师的优势。 　　从李京文的实践来看，不是知识越多越能满足领导者决策需要，而关键在于知识结构的优化，优化结构比知识本身更重要；比结构更重要的是知识能力建设，从更高层次来讲，科学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科学的社会活动，衡量一个智库者和智库机构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社会能力”，而李京文恰恰拥有推进社会进步、影响决策者的“秘密武器”，这正是李京文智库大师的与众不同、出奇制胜之处。 　　为中青年人才成长树立了榜样 　　李京文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创造了数不清的的成果，给祖国和人民创造出价值连城的财富。 　　但比这些成果更重的是，在创造这些成果过程中形成的李京文精神、理论和方法，正是我国中青年或者正迈向院士队伍的专家或者诺贝尔奖的竞选教授们所急需的，这就是李京文的榜样力量之所在。 　　为国家强盛而学。李京文曾在前苏联学习五年，克服了语言关、生活关、学习关等一系列困难，用优秀成绩完成了学业。他靠什么？靠的就是为国家强盛而学的精神。当今不少中青年把个人奋斗与国家大目标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