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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个体化趋势及社会治理转型 　　摘要：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个人管控的松绑以及经济方式的转变，农村社会结构日趋离散化，个体化趋势日益显现。社会成员从传统归属中脱离出来，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行为的指南，个人选择的自由性与多元性增加。城镇化背景下的个体化变革给农村治理秩序带来了多重张力，也带来了制度再嵌入的困境。农村治理转型要在法治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认同、推进农村公共性建设，同时应注重将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治理制度、策略相结合。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5745.htm 　　关键词：城镇化；个体化；农村社会治理；社会认同；依法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70-04 　　一、引言 　　传统农村社会是基于农业生产与传统秩序的乡村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嵌入乡村社会结构中，城镇化、现代化成为变革农村社会的时代主题。这场国家主导的历史变迁，不仅引发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而且导致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全新重组、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农村社会秩序的全面重构。农村被卷入城市化的社会潮流中，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生产方式发生全面变革，乡村文化面临全新境遇。农民从传统的伦理约定、宗族链接、家庭责任中脱离出来，在市场经济中不仅自主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而且在利益导向下“为自己而活”。受乡城流动、市场转型、城市文化、体制变革等多维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社会进入了“个体化”的转型之中。在西方学者看来，个体化是现代化进程的伴随现象，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个体不断的去传统化，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个体化同时意味着“抽离”（ 从旧的社会结构中脱离） 和“再嵌入”（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现）。[1]处于压缩型现代化阶段的中国农村社会，在市场经济进驻、城镇化浪潮涌动、个体生活空间流动等多维因素的牵引下，农民个体从共同体的庇护中脱离出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原子化特征明显，多维价值观凸现，这也引发了农村社会治理秩序的一系列动荡与变革。在时代变革、个体化递进的新时期，城镇化背景下农民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呈现出哪些新特征？个体化与异质性的表达对社会治理结构有哪些影响？农村社会治理变局如何重构以适应当前的社会变迁？这正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 　　国内有关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呈现出多种面向，如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研究、“乡政村治”模式下农村社会治理实践的多重实践分析。对于农村个体化研究最早的为阎云翔，他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开启了个体化的路程。国内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农村个体化的转型。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从个体化视角对农村社会治理格局进行诠释的较少。本研究从当前社会的城镇化背景出发，以个体化为视角，着眼于农村社会治理的动态领域，以创新农村社会治理路径为目标，对个体化转型对农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做进一步的梳理与思考。这不仅对了解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的具体镜像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促进农村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创新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个体化的多重表达 　　1.国家对个人管控的松绑。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个人纳入政府无所不包的管控中，村集体为代表的国家控制着农民生产、生活等一切资源，农民在教育、生活、生产等方面全面依附于集体，被嵌入到个人――集体――国家的社会网络中。这个时期农民个体不仅在生产领域无法自主安排，而且在生活、价值观等方面也处于集体的严密管控之下。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个体从对村集体的“组织性依附”中解放出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自主决定，加之市场经济模式进驻农村社会，农民在生产、生活领域的自主性大大加强。除了土地在名义上属于集体之外，农民与集体再无任何实质性关联。[2]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市场经济模式的嵌入、村民自治的推行成为农村社会个体化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随着乡城流动壁垒的破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往于城乡之间，使得农民个体从地域、集体、宗族等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成为致力于实现自我、为自己谋生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一员，原子化的生存方式与不断流动的生活模式成为新时期农民生活的常态。不断推进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把传统社会的血缘、地缘、宗族关联纽带全部撕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情感关系为主而更多地变成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手段。个体凸显、集体隐退，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和社会流动的逐步加快不断被变革而注入新的关系内容。中国从总体性社会迈入个体化社会，国家在对个人管控隐身而退的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在个体化的冲击下被置于 “孤立无援”的境地。[3] 　　纵观农村30多年的转型历程，可以发现国家从各个领域对个人进行松绑，重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