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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扩招与“国学热” 　　对于近十年中国学术“功过得失”的评论，无论如何不该忽略一个重要的关节点，那就是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此举并非单纯的“教育决策”，而是纠合着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众多复杂因素，而且，不管你说好说坏，它已搅动一池春水，并将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论文网 /5/view-7251375.htm 　　一 　　提供几个简单的数据，以便读者对此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有个大致的了解。1998年，中国招收大学新生108万；2007年，这一数字改写为567万；也就是说，十年之间翻了四五番。1998年，印度在校大学生规模为中国的两倍，而今天则是反过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印度的两倍。至于高校毛入学率，从十年前的不到10%，一下子跳到了今天的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最为直观的数字，莫过于每一年度在校生的人数。据《2005：中国教育发展报告――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与对策》，1998年至2004年间，中国高校在校生规模（含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如吹气球般扩大：1998年643万人；1999年742.2万人；2000年939.9万人；2001年1214.4万人；2002年1512.6万人；2003年1900万人；2004年2000万人。而据教育部发布的《2006年度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500万人。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音，教育部开始“调控”招生规模，在校学生增幅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了将近六个百分点。虽然“增幅”有所回落，但“扩招”仍在继续。教育部长称，“高校扩招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据教育部规划，“2020年中国高校的毛入学率将达到40%”。 　　如此迅猛的“大学扩招”，到底是祸是福，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因推行学分制等一系列改革而被免职的教育家刘道玉，最近直言中国高等教育面临三大危机――质量危机、学风危机、财政危机，而这跟政府决策失误直接相关：“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体控制在10%左右，可是大学扩招速度平均为25%，最高的年份竟然达到49%。发达国家大学大众化经历了半个世纪，而中国用八年时间就实现了大众化，这不是冒进和浮夸又是什么？” 　　这是教育家的思路，经济学家则不这么看。当初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建议政府扩大招生提高学费、“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的汤敏，2006年2月6日在“新浪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扩招扩错了吗？》的文章，为备受非议的“大学扩招”辩护，着重谈了“假如没有扩招”“到底有多少贫困生上不了大学”“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可能出路”“大学收一定的费用就是教育产业化吗？”“中国的大学生太多了吗？”“改革的完善还是完善的改革”等六个问题。针对这篇文章，郑作时在著名财经杂志《南风窗》发表《汤敏先生，扩招难道没有错吗？》，除了算经济账，郑文还提及：“在扩招这股教育大跃进的风气指导下，高校中出现了急功近利、一夜赶英超美的倾向，求名、求利两股风气倍长。”此文一出，汤敏马上回应，撰写《再谈扩招扩错了吗？》，特别提出“郑先生的态度”来加以讨论：“因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整个改革的方向，这种态度不可取。”汤先生的“大方向”说，和政府官员的辩解十分接近，恐怕很难被广泛接受。 　　无论攻守双方，都有个共识：那就是“大学扩招”的最初动因，是政府在亚洲金融风暴过后，急需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因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等角度来论述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一般来说，各方不会有争议；问题在于，扩招的数量和速度――十年翻四五番，是否可行，到底留下多少后遗症。 　　争议最大的，除了扩招后大学生就业难（不扩招照样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中国人口结构造成的），整体教学质量下降（既然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不该以“精英大学”作为评价标准），还有就是如何看待遍地开花的“大学城”，以及大学校园之“日新月异”。毫无疑问，“大学扩招”作为一个巨大推力，带动了大学校园里的基本建设，随着国家下拨或高校自筹的大笔资金的投入，很多先前一直悬而未决的难题，如学生宿舍、运动场馆、图书资料，以及科研设备等，均得到明显改善。 　　眼看着全国各地“大楼”（硬件）拔地而起，“大师”（软件）却难觅踪影，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更要命的是，各高校勇猛贷款，终于形成巨大的“黑洞”，有些甚至资不抵债，濒临破产。这实在太富于戏剧性了，难怪媒体给予足够的关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至2000亿元；而专家却说，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字，保守的估计，全国高校债务大约为4000亿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