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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底层文学”样貌的探究 　　摘要：在城市化逐步发展的今天，一个新的群体逐渐受到关注，即生存在都市中的打工者们。从最开始的被表述对象到掌握话语权而成为表述主体，他们的生存状态被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即新底层文学，也就是文学界提到的打工文学。因此，本文将以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关系作为出发点进行探究，从而发觉新底层文学的样貌。 　　关键词：新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 　　打工文学的提出与其出现有一个历史性的错位，事实上，早在某些专业作家的作品中已经着意塑造了打工群体形象，例如，陈应松的《太平狗》、孙惠芬的《民工》、刘庆邦的《卧底》、残雪的《民工团》、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等。在专业作家这里打工群体逐渐受到重视并被作为主角进行描述，然而，此时的打工文学还并未被明确提出，尽管它在文学界已然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文学新形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打工文学其实早已出现，林坚于1984年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被刊发在《特区文学》第3期，这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毫无疑问，它的出现与社会经济的开放发展态势相关，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和动机，因此，深圳作为当时的经济特区便成为打工文学出现的集中地，并逐渐孕育出了大批打工文学创作者，这为打工文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重要契机。自此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打工文学群体，包括张伟明、林坚、安子、周崇贤、余晗、王十月、司景之、郑小琼、任明友、李晃、林军等。打工文学出现在八十年代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依托，尽管打工文学由社会环境所催生，但它却并未在全国大范围发展，而是将地域性作为自身的发展特性，形成一个个 　　分散却又集中的群体。与之相比较，底层文学出现的历史更加久远，若是不那么 　　严格的追溯起来，《诗经》里的某些诗歌也可作为底层文学来看待。但底层文学从真正被提出到成为探讨的热点却较之打工文学晚。《天涯》于2002年率先发起了“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讨论。事实上，二者从作为热门话题进而引发讨论的时间来看，存在一种前后相继性。 　　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在概念的解读上有着它们的特殊性。在许多概念理解上各有千秋，并且没有形成统一规范。而这些含混不清的概念极容易造成某些学者的误读，于是出现了一些学者偏爱将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混用的现象，其隐含观念即认为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却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它们各自所属历史范畴并不相同，有着迥异的文学继承性，以及差别化的主体性。尽管我们喜欢将某些概念作一些区分以发现二者的不同，但在许多情况下，概念之间有许多融合之处，难以严格的划分开来。因此，纠结于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的区分上，还不如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底层文学与乡土文学有着重要的继承性。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先河，而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乡土文学逐渐走向底层叙述，它们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乡土文学是底层文学的前身。而毫无疑问，底层文学取代乡土文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都市”这一文化阶层逐渐兴起，并占据了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旧底层被分割重组形成了新的底层。农村是底层群体的大本营，正如学者蔡翔在《底层》一书中所提到的，“真正的底层在农村。”但在都市群体中又产生了新的底层，实际上，新底层群体的产生即底层群体的转移现象。这种转移并非简单的地域上的不同，在某些重要方面也产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因此，新底层文学出现，即我们所讲述的打工文学。可见，底层文学以更加具体的概括取代了乡土文学，而打工文学又以一种新形式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部分。 　　打工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打工者写，它们一出现就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写作有了很大的不同，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亲历创作，这也使其具有了一种粗砺和毛茸茸的原始感。打工文学所创作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可被看做是一种生活记录，里面有叙述者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在专业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发觉里面是否存在着作家的影子，而在打工文学作品中则真真实实、原原本本地呈现着作者的影子，甚至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作者本体。贾平凹在《高兴》中所塑造的“刘高兴”这一角色深刻地揭露了打工者在都市生存的种种困惑。在刘高兴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难以融入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却与他自身有着重要关系。与刘高兴形成明显对比的另一个角色便是五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而又传统保守的农民形象，在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思想性简单而又具体，即金钱与生存。同时，五富又有一种明确的自我意识，即其身份为农民，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市民。因此，除去生存与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五富的困境与金钱形成了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然而，刘高兴与五富有着一个重要的区别――知识，这一区别使二者有了本质的不同，刘高兴所具有的知识改变了他身上的传统农民的思想和意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