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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礼于器的青铜器具 　　法国雕塑家罗丹被誉为19世纪世界最伟大的雕塑家，他有一件著名的青铜雕像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刚刚苏醒、双眼惺松、充满力量、正欲迈步的青年男子。对这件青铜雕塑，罗丹曾诗意地形容：缓慢地从深深的梦乡里苏醒，意味着人类刚从蒙昧、野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逐渐具有了清醒的意识，并即将进入文明智慧时期。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4310.htm 　　罗丹的这件作品形象地勾勒出了青铜器所走过的数千年苦旅。 　　青铜器家族 　　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李健民认为，青铜时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夏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初始期，商晚期是青铜时代的兴盛期，西周是青铜礼器制度的成熟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赋予礼器的比重大大减少，已经逐渐衍化为贵族乃至百姓的生活用品。 　　遥想数千年前的“公元前”时代，那里有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庞大的青铜器家族。那些门类众多，形状怪异的青铜器，根据用途的不同，大体分为酒器、饮食器、水器等。盛大的祭祀场合中，祭坛上会陈列出爵、觚、尊、卣等大小错落的各种酒具，盛满酒浆，烹煮好的祭肉从大鼎中取出，盛在小鼎、簋等器具中供饮馔。 　　爵、角、觚、觯是饮酒器。其中爵和角为三足器，便于生火加温。觚和觯为圈足器。酒器中的很多器类，都是从这两种造型衍生发展的。?械男翁灞冉洗螅?是用来给酒加温的。尊、?、壶、方彝和兕觥主要是盛酒器；?B用来调水于酒。 　　饮食器的分工也极其严格。鼎是煮肉用的；鬲可以煮粥或盛粥，它的袋形腹可以扩大受火面积，较快煮熟食物；簋可以盛放黍、稷、稻等饭食；?[用作蒸食物，分上下两部分，上面用来盛放食物，下面用来煮水，中间有箅可以通蒸气。 　　商时祭祀多以酒器为主，周时多用食器。历史学者易中天以此形象地解读，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神吃饭；商人是酒鬼，周人是食客；商灵性，周理性；商浪漫，周严谨；商重巫官，周重史官；商重鬼神，周重人文。 　　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青铜时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重要标志，青铜器把人类拉进文明社会，同时也铸就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 　　青铜器经过夏朝的铸炼，到商朝达到高峰，西周则更加丰富。而能够遗存下来供我们今天膜拜的，商代青铜文明最为辉煌。 　　欧洲、美洲和西亚诞生的青铜器，多以面具、人像、生产工具为主。商朝的青铜器却多为重型礼器，其中体量最大、造型最庄严的是方鼎，它们用庄重的造型传递着神圣感。最为典型的，要数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母戊鼎了，这件高1.33米，重832.84公斤的巨型之物，是世界上迄今出土最重的青铜器，被专家视为殷商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代表。 　　这些庞然大物的背后，共同指向一个关键字――礼。 　　古代中国，祭礼的形式，不但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礼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这是说祭为礼之大者。 　　用规范化的青铜器系统来表现祭祀中虚幻的“礼”字，实际上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分配与等级评定的一种表现。这个系统直观、实用、一目了然且易于复制。商周的青铜器在鼎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虚幻”的思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平民则不许。 　　一部专门为祖先服务的《周礼》沿袭千年，一丝不苟地规范了青铜器的功能。 　　青铜器与礼乐文明，见证着器与道的融合与悖反。尽管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克己复礼”，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姬周政权，维持封建秩序，但此时人的努力、人的力量、人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他们至少清楚，内心的平静祥和才是社会最好的稳定器。为了追求心中和世俗的稳定，一代又一代的君王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正因如此，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才形成了自身的历史周期律：夏有“少康中兴”，商有“武丁中兴”，周有“宣王中兴”，汉有“光武中兴”，历史行至南北朝时期，最为著名的有“孝文帝中兴”，唐有“元和中兴”，宋有“建炎中兴”，明有“弘治中兴”，清有“同治中兴”，或许这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些冷冰冰的青铜器中所悟出的“天命”。 　　“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的独特之处，倘若追“礼”溯源，礼最早便是被凝固在绝无仅有的大宗青铜礼器之中。 　　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活跃于夏商周三代的青铜之路，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由东向西传播丝绸与定居农业文化的丝绸之路，繁忙于汉唐宋元时代，却史不绝书、汗牛充栋。 　　可以说，最初是青铜之路诱发了丝绸之路，而到后来丝绸之路则取代了青铜之路。而诱发青铜之路的，是更为悠久的玉石之路，那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婴孩时代。 　　这一传承与逻辑，可以从古蜀国三星堆辉煌的青铜文明中一览无余。李白的千古名作《蜀道难》反映了古代中原人对古蜀国的直观认识，由于交通的不便和地理上的距离，古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