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集益-想象力能把故事推向极致.docVIP

陈集益:想象力能把故事推向极致 　　陈集益，1973年生，浙江金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十月》《人民文学》《钟山》《花城》《大家》等刊发表小说近百万字，有作品收入多种选本，获《十月》新锐人物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著有小说集《野猪场》《长翅膀的人》。现居北京。 　　梁帅，笔名梁坏坏。1979年出生，著有长篇小说《补丁》，中短篇小说《水漫蓝桥》《白日梦》《马戏团的秘密》等。现居哈尔滨。 　　梁帅：我听你说你有八年在外打工的经历，然后才开始写作，我想知道这八年你都经历了什么，这些经历的生活直接促使你写小说吗？ 　　陈集益：打工八年是针对我来北京之前的说法，其实我到北京以后仍然在打工。我没有上过大学，户口还在老家村子里，说穿了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民，想找一份正式工作很难，所以我在北京也是给出版社、杂志社等等地方打工，相对那些“体制内”人而言就是单位最底层的临时工。但是比起当年，在一些私营企业、家庭黑作坊做苦力，情况稍微好了一些。我19岁就离开家乡走向社会了，种种原因命运多舛，一直处于半漂泊状态。二十出头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在温州打工，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对新兴的老板阶层好像没有什么法律上的约束，许多老板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克扣工资，这样一来，我就经常生活困顿，也经常跟老板打架，不断地失业。我最穷时半个多月身无分文，挨饿，在公园与马路边广告牌后面过夜。我那时愤世嫉俗，精神抑郁，思想有些激进，平时爱听崔健等人的摇滚乐，梦想是组织一支摇滚乐队，为底层呐喊是当时最大的理想。那时候听歌得买磁带，拆开封皮，歌词就印在背面。我的写作就是从听崔健、何勇、黑豹乐队、唐朝乐队等等磁带模仿写类似歌词的文字开始的。 　　梁帅：我们还是有一点共同经历的生活的，比如说摇滚乐，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也接触过摇滚乐，并深爱至今。大学毕业后，我和朋友还搞过几次摇滚音乐节，我真心觉得摇滚乐对我们现今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陈集益：是的，摇滚乐非常有魅力，它对像我这样生活过的人特别有感召力量。他们的歌词就像诗歌一样令我着迷。时间一久，我仿写“歌词”的过程等同于最初的文字训练。 　　我真正接触“文学”，是在1998年。当时我结束了温州杭州的打工生涯，待在自己家乡金华某工厂当炉工，因为闲暇时间比较多，加上由我哥哥带路，认识了金华市文联的一位作家叫蒋启倩，她看过我写自己打工经历的文字有些感动，出于对我的帮助，推荐我去杭州的一个文学讲习班学习。我那时除了在语文课本上读过小说散文，对其他文学作品一无所知。所幸在班上，我听到了王彪、洪治纲、吴亮、盛子潮、任峻等人的讲座，简直脑洞大开，回来后就去图书馆借文学书看，看了一两年开始尝试写小说，但是小说风格还是受摇滚歌词的影响比较大。或者说我的小说最初类似摇滚的嚎叫，是我内心情绪与价值立场直接的体现。后来，写作慢慢变得内敛规范了一些，它引领我从狭隘的愤世嫉俗走向更广阔的悲天悯人。 　　梁帅：苦难是我们的写作资源，但说到苦难，我们这一代，也很难切肤体验到经历过改革开放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但社会在前进，精神生活中的“苦难”也随之而来，这一代作家在解剖精神磨难的时候，做出了不少努力，其中也包含您的作品。您对苦难的理解，是怎么样的，自己切身经历过吗，无论肉体还是精神方面的。如果有，又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陈集益：苦难不是计量单位，不能简单比较，应该说每代人各有各的苦难，都很沉重。就我而言，我想起贫穷的童年，洗脑的教育，理想的破灭，被故乡驱逐，在城里受难，前途无望，无力抗争，那种压抑绝望，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感到窒息、暗无天日。有时候我想，苦难施加于人的程度可能跟受难者采取应对的态度有关。比如说，有一种苦难是社会迫害，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被迫卷入其中，假如他（他们）采取默认、屈服甚至主动奴化，可能苦难于他（他们）就会削弱了许多。你提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我确实没有体验，但是至少其中有一部分人是顺从了国家意志的。鲁迅有一个著名的“铁屋子”隐喻，借用这个隐喻，我们旁观同处“铁屋子”中的人们，会以为他们身处一样的苦难中，但是具体到屋中的每个人，承受苦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再比如同处于当下吧，有些作家面对社会现实会感到良心不安、灵魂疼痛，但是也有些作家审势度局、阿谀奉承，不是混得很好吗？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直面苦难。甚至有些苦难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作家应该是那种人，哪怕生活优裕婚姻幸福事业有成，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会有“苦难”存在，或因为“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或因为无法解决人类某些永恒的精神困惑，即你所说的精神上的“苦难”…… 　　我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苦难与精神苦难的双重压迫。我从事写作主要跟我反抗苦难、不甘屈服有关，所以我的小说情绪一般是激愤的，主题是外露的，风格是悲怆的，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表达方式有点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