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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发展瓶颈待解 　　9月4日，中华医学会会长陈竺院士在“2015全科医学大会”上呼吁，所有的医学院校设立全科医学系，或在临床医学系内设立全科医学专业，并在所有的医学院校附属教学医院和三级医院设立全科医学科，同时主管部门要将全科医学发展列入对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考评的核心指导体系。 中国论文网 /6/view-7217839.htm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疾病谱正在发生相应变化，我国居民面临慢性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双重威胁。但长期以来，大医院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医疗轻预防的问题，而全科医生一直担负着健康教育和早期发现疾病的作用，是实现预防为主方针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全科医生社会地位不高确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全科医学发展还面临很大挑战。 　　培养统一难 　　据悉，我国全科医学教育面临着人才培养能力弱、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规范化培养的渠道尚未形成规模。截至2013年底，我国共有全科医生约15万人，其中注册人数为4.7万，取得合格证书人数为9.8万，每万人口全科医生1.07人。到2020年，要实现每万名城乡居民有2～3名合格全科医生的目标，需要约40万名全科医生，还存在25万人的缺口。 　　“全科医生必须具备丰富的临床知识，在疾病萌芽状态敏锐捕捉问题，难度很大，要求很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方力争表示，能够肩负起健康“守门人”的重任，全科医生需要满足诸多条件。临床工作作为全科医生的基本功尤为重要，不但要了解覆盖全人群的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还要在基层医疗环境条件下及时识别少见但会威胁患者生命的情况，并及时转诊。另外，全科医学必须注重培养全科医生的人文精神，与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更需要注重与患者的沟通，因此业内专家认为全科医生是“有时去治愈，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最佳践行者。 　　对全科医生的高要求，也就意味着全科医生的培训难度高，但是在全科医生的培养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专业师资。在目前全科医生的培训模式为“5+3”，即先接受5年的临床医学（含中医学）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而3年全科医生规培过程中，科室轮转所面临的问题又是最大的，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带教不仅不能使全科医生形成全科思维，还直接导致门诊教学时间不足。而全科医生又是以门诊为主的学科，“如此3年培训下来，全科医生仍然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学院研究生导师崔树起认为。 　　如何才能判断医学生在为期3年的规范化培训结束后是否成为合格的全科医生？崔树起认为考核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严峻。“管理是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连目标都没有，何谈实现？”目前国家没有统一考核，各个大学闭门考核，标准并不统一。“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相应的教学计划、教学安排也就缺乏设计标准。”崔树起如是说。 　　待遇、尊严都是问题 　　多数全科医生是由内科医生转岗而来，一般通过600个学时的岗位培训学习，考试合格再参加全科医师资格考试，通过考试并经过批准注册后，方可成为全科医生。然而其中薪酬待遇和医生尊严是基层医生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李医生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目前基本都在大医院工作，我们全科医生无论是职业尊重感还是待遇薪水都相对较低，常常被认为是二等医生。” 　　全科医生的收支两条线造成了新的大锅饭。业内普遍估算，与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的收入仅为一半左右。在国外，瑞典全科医生的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2倍，英国是4.2倍，美国是3.2？3.7倍，而在中国的全科医生月平均收入仅3000元左右，这让社区招不到、留不住、用不好全科医生。 　　对于目前大陆全科医生的收支两条线，台湾家庭医学会会长李孟智则表示，“这个收支两条线是绝对行不通的。”台湾地区实行的薪酬制度有利于调动医生积极性，“收支相抵之后的盈余上交5%补助比较弱小的卫生院，15%留下来作为卫生院的发展基金，购买新仪器，另外80%的都要给医生做分配，这样才不会有遗憾。”李孟智介绍道。 　　除此之外，全科医生还缺乏相关权利，如处方权，由于基本药品制度被套牢，全科医生只对几百种药品有处方权，以抗生素为例，社区可以使用的头孢类抗生素最高只能用到二代，严重制约全科医生工作；检查权，目前基层医院缺乏检查设备，许多检查都需要去三甲医院做，而国外很多国家都有独立的检查中心，全科医生可以将患者直接送到检查中心检查，这样患者不会流失。 　　同时，还有医保制度的不完善。目前社区医院和综合医院采取的是有差别的报销比例方式，差距没有拉开，更缺乏“不通过全科医生转诊就不能报销”的刚性政策，十分不利于引导社区首诊。而全科医生关键是首诊，但目前患者无论大病小病都会去找专家，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 　　政策分析及建议 　　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