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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缅甸 如何与进阶的社会组织共舞 　　缅甸民主大选在各方的默契中，落下了第一幕。大选的热情慢慢减退，但缅甸的另一个势头还在快速生长。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与政府管制的放松，缅甸的社会组织在几无限制地成长，数量以千计甚至上万。 中国论文网 /3/view-7177294.htm 　　不仅是数量上的激增，这些以往还仅仅为当地提供社区服务的组织，摇身一变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层面对政府的议事日程和决策产生影响。 　　虽然扮演着“成人”的角色，但缅甸本地的社会组织在自身能力建设的成长过程中仍处于“小学生”阶段。在与先前的英国殖民者、军政府和2010年后民选政府的周旋中，它们探索着成长、发声、联盟的路径，也经历了快速发展带来的畸形与激进之痛，以及与大量国际援助的文化碰撞产生的不适。 　　缅甸现任执政党巩发党代理主席吴泰乌与民盟发言人那温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均肯定了社会组织在缅甸民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完成第一次公开的民主选举后，社会组织将继续成为政府决策中不可忽视的声音。 在放开的大潮中，缅甸的社会组织试图扮演最高阶段的一些角色，但众多观察者认为，其能力建设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上的重要一站，缅甸社会组织的新生态对中国亦是挑战。毕竟，中国在缅甸投资遭遇的滑铁卢――密松水电站项目的暂停，社会组织的抗议起到了很大作用。 政策密集放开 　　11月11日，正值缅甸大选，20多公里外的仰光市区一片沸腾，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个被军方统治几十年的国家能否完成民主的最后一跃。但在此刻，43岁的赛莱最关心的是如何用上1000个印着中国制造的餐盘。 　　“缅甸人吃饭不用这种餐具，看来我得好好向农村的妈妈们普及一下中式餐具的用法了。”赛莱自言自语道。 　　赛莱所处的“独栋别墅”坐落于一片丛林之中，这里既是他的家，也是“支持母亲协会”的根据地。2005年，赛莱的妻子成立了这一组织，面向农村母亲开展家庭理财培训，同时办理小额贷款。 　　成立第二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工作的赛莱辞掉了工作，从缅北的克钦邦返回仰光，与妻子共同管理“支持母亲协会”。在UNDP工作九年，赛莱表示厌倦了那里“官僚与繁琐的工作程序”，甚至见识了不少人滥用UNDP的名义谋取自己的利益。“与其为别人打工，为什么不自己做主，直接为缅甸的穷困母亲做点事。” 　　至今，“支持母亲协会”雇佣了7名员工，运营资金主要来自国际NGO。在常规活动之外，赛莱还给缅甸的其他新兴NGO进行培训。 　　与2005年时成立一个社会组织需要层层审批相比，如今当地成立一个NGO的门槛很低。据赛莱介绍，两三个人就能成立一个NGO，现在缅甸的NGO数量难以数计，政府在政策与法律上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开放了巨大的空间。 　　缅甸的社会组织诞生于传统的宗教组织，该国90%的民众信仰佛教，只有缅北地区基督教盛行。关注贫困、医疗卫生、教育等事务的佛教、基督教组织，在中央政府统治的薄弱地区，尤其是军事冲突地带，扮演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角色。 　　这些宗教组织与多达21万之多的社区组织，长久以来只立足社区服务，它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试图影响政府议事日程和决策，源自于有军方背景的民选政府的“放手”。 　　2011年12月，缅甸联邦议会颁布了《和平集会与和平游行法》，几十年来首次允许和平集会。社会组织积极行使这些权利，频繁公开表达并开始相互之间的合作;同一年，独立的工会首次合法，几乎在一夜之间，1000多个工会成立。 　　次年8月，缅甸政府废除了出版审查制度，全国性、地区性的日报、周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也给社会组织提供了平台，使它们得以在大型投资项目、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媒体自由、文化保护、土地所有者权利等议题上发声。 　　2014年7月18日联邦议会通过的《社团组织注册法》则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彻底松绑，该法废除了1988年的《协会与组织成立法》。《协会与组织成立法》规定，所有的组织都需要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许可，否则不许运作，并将被视为非法。 　　无需注册就可成立NGO，因此政府难以了解缅甸本地NGO组织的确切数量。“国际拯救儿童”组织在2003年的调查显示，当时缅甸有270家本地NGO组织;在最新的报告中，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1万。 　　在社会组织最活跃的克钦邦，负责管理NGO的克钦邦社会事业部部长杜宝佳对《财经》记者表示：“克钦邦至少有2000个NGO组织，每个月都会听说几个新的名字出现。” 数量和力量大发展 　　从管制到放开，从非法到合法，缅甸社会组织不仅在数量上一发不可收拾，活动范围也慢慢向影响政府决策发展。 　　2014年6月，由75个社会组织发起的“人民论坛”在孟邦举行，论坛最终形成了针对中央政府与邦政府的若干建议，涉及民主进程、和平进程、经济发展等议题。同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