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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河湾旧石器时代石制品研究概述 　　[摘 要]泥河湾是我国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遗址区，自发现以来，国内外学者在这里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遗迹和遗物，许多考古学方法和理论在这里投入工作实践，因此考查泥河湾的石制品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对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8016.htm 　　[关键词]泥河湾；旧石器时代；石制品；方法；理论 　　泥河湾盆地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研究的重要地区。目前已经确认的有170余处，其中百万年以上的有46处。根据地层研究，泥河湾遗址的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相当完整。因此研究泥河湾遗址群，对认识我国尤其是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从1965年泥河湾第一件石器发现到今天，泥河湾各个已发掘遗址都发现了大量石制品，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对石制品的研究内容也丰富了起来。本文主要从石制品研究的新方法、新理论出发论述，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定名和分类 　　我们通常以推测石器的用途为根据来给石器命名，例如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也有根据石器形态来命名的，例如石片、细石叶。有刃且较大的器物命名为砍砸器，有薄刃且较小的器物命名为刮削器，有尖的命名为尖状器。这里就有一定的问题了，许多尖状器也有刃，可以用于砍砸器物。这样命名就有些混乱，标准不明确。国内已经有一些学者，根据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对石制品的命名进行标准化、数据定量化的尝试。 　　国内学者传统的石制品分类是以典型器物的描述为出发点的，泥河湾发现的石器的早期分类也受此影响。如贾兰坡和卫奇于1976年对阳高许家窑遗址石制品研究时将石制品分为石核、石片和各种经过第二步修理的石器（工具）等类型。这种分类方法，没有考虑石器的制作过程及及其产生的各种“副产品”，并且典型器物的认定过于主观。张森水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提出了他对石器分类的意见；他从功能与形态两方面出发，并开始注意到了石器工业中的技术因素。他将石制品分为工具、石核和石片，其中打击类工具称第一类工具，各种经第二步修理的称第二类工具。他提出的分类体系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泥河湾石制品研究中也得到了应用。 　　20世纪80年代，Nicholas Toth从石制品制作技术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动态分类体系。Toth将石制品分为石核与修理产品（Cores and retouched pieces）、石片和碎块（片）[Flakes and fragments（debitage）]和打击品（Percussors）共三大类。在对石核进一步分类时，他以剥片前的类型（原型）进一步将石核分为砾石剥片石核（Coresmade on cobbles）、石片剥片石核（Cores made on large flakes/flake fragments）和其他无法确认原型的石核（Cores made on indeterminate blanks），每种类型再依据单向、双向、单向/双向和多向等剥片方向分为相对应的次级类型；在对修理产品划分时，他依据古人类对毛坯修理的方向分为向背面单向修理、向腹面单向修理、向背面和腹面单向无规律修理以及双向交互修理等四种类型。在对石片和碎片（块）的分类时，Toth首先依据人类技术特点保留的完好程度划分为完整石片、碎片和断块三类；而打击类产品常包括打击石锤和准石球/石球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合作在泥河湾进行看过发掘和研究，在美国学者影响下，卫奇等学者以这一套以理论体系为出发点的动态分类体系并结合中国实际对泥河湾发现的材料进行了研究，其主要使用的是Toth分类体系中的石片分类方法。 　　二、关于石制品生产工艺技术和原料的研究 　　石制品的生产工艺技术的研究，是石制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主要通过实验手段对其进行研究。 　　谢飞等学者对岑家湾出土的石制品进行了拼合实验，对石器制造技术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根据可拼合材料在石制品中的比例判断石制品应为原地埋藏，古人类就在遗址生活并制造工具。陈淳等学者在小长梁遗址做的石器打制实验，研究了不同的石料和技术对石器生产的影响，证明石制品较小是由于石料裂隙发育所致。 　　近二十多年来，学者关注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石器本身的研究上，对制造石器也逐渐重视起来。学者或者通过对石料的来源或产地的调查复原人类的活动范围，或研究石料对技术的制约，并通过对石料的开发方略与遗址的使用性质、经济形态的研究探讨人类的行为特点。 　　高星从美国引进了系统的原料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研究了石料从加工成器在到废弃的整个动态过程。石器原料被利用的过程包括将石料直接打制成工具、从石核上剥离石片、以石核或石片为毛坯加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