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经过.docVIP

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经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系统考证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学术专著。1981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全书25万字、图700幅。对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沿革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为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专著。 中国论文网 /7/view-7207544.htm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至今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内的经典著作。这部学术专著编撰于上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这显然不是一个适合修史修志的年代，其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折腾不断。那么沈从文又是以怎样的坚持，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从文学创作转向了实物史研究。在近加年的研究工作当中，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在丝织物、陶瓷、玉、玻璃、镜子、狮子、扇子等文物研究上，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而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源起及受到高层的重视 　　早在1960年4月，沈从文在给大哥的信中，就透露了他准备编写一部中国服装史的计划。但这一工作没有立即受到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 　　此后，沈从文又多次呼吁编印服装图录。1962年9月，他在给文化部党委的信中说：当时编印的文人画册太多，这些对实际工艺生产用处不大；很多工艺在花纹图案和造型上因为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往往取法晚清，日趋纤巧繁琐，在国外展出上已不大能引起注意。因此，他建议多印一点十七八世纪的丝绣等专题图录，以补救当时工艺美术所受的不健康影响。 　　到1963年，沈从文的服饰资料收集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面临很多困难。当年4月9日，他在给历史博物馆馆长龙潜的信中表示，愿意“尽余生就服装和丝绸花纹历史发展摸下去”。同时也陈述了他搜集材料的困难情况：分散于国内各地的绫罗绸缎不下十来万件，相关图书数千册，此外还有佛经封面、画卷、册页、隔水及包袱和其他文件上的无法计算的丝织物残料。如此多的材料，收集起来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他希望“把能照的用彩色片照下，应画的把单位图案画下来，再根据这份第一手资料来作分析判断，所谓研究工作，自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沈从文的工作逐渐引起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重视，决定开展专题研究，还专门调新从中央美院国画系毕业的范曾与馆里美术组的相关人员一起，担任此书的绘图工作。 　　1963年8月，历史博物馆将沈从文等人的编撰工作用简报的形式通过文物局上报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看到工作简报后致函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要求“明确范围，逐步完成”，并指示说：“沈从文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不能每日上班，但遇重要课题应派人去他家请教，或分一部分题目在家中研究，希望他把多年研究所得贡献出来。” 　　就在这一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见文化部领导时，谈到他到国外去，常常会被邀请参观服装博物馆、蜡像馆等，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服饰艺术上很有特点，是不是也应该有个服装博物馆，有部服装史呢？总理问有没有人能够写出一部中国服装史。在场的齐燕铭说，这个事情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当场表示了支持。 　　1963年12月，齐燕铭在文化部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中国历史博物馆做好《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编撰工作。这一指示引起了历史博物馆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副馆长陈乔主持这项工作，馆长业务秘书陈鹏程和陈列部主任王镜如拟定工作计划，并扩大了服装资料的编撰队伍：沈从文担任主编，负责搜集编排材料，组织全书编撰工作，分工文字说明撰写。全书所需图录由沈从文提出，由陈列部美术组的陈大章、李之檀、边宝华、范曾等临摹绘图。 　　年底，王镜如召集编写组制定工作计划、进程及图片临摹绘制的相关规范。沈从文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图版目录，并经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了下来。 　　艰难的编撰过程 　　1964年初，全书的雏形已经形成。在给大哥的信中，沈从文说：《中国服装资料选集》预定五月前完成，有200幅正图，上百副图和20页首饰图片。他觉得工作压力很大，因为要查大量图书，为200页图录做适当说明，每条说明500-1000字，3月到4月底得交稿。除每页说明外，还要写上万字的总论。他估计这本书10月就能出版，而且“一定还像本书，有分量，有内容，可以为各方面解决许多问题，也可算是我在馆中学习文物的一份成果。”他还设想，如果“体力来得及，大致将继续把每一朝代专编一册，这么编下去，一年一本”。但是，这种集体活儿，对于个性极强的沈从文来说，也有种种不适应。他抱怨稿件得层层审批，得照领导的意思说些“习惯话”，材料获取上也有很多不便。他希望到兰州、洛阳、敦煌等处走走，但馆里经费有限，且杂事太多，抽不出时间。由于都是文物，所以连本馆的材料都不容易调动，故宫的材料也看不到，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尽管如此，他仍毫不懈怠，每